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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词新谱》《吴骚合编》《顾曲麈谈》《散曲丛刊》吕天成 《传奇品》《盛明杂剧》《六十种曲》《曲海总目提要》《三国志演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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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词新谱》返回目录 南曲曲谱。明末清初沈自晋著。此书据作者叔父沈□《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修订而成。 明嘉靖间,随着南曲的勃兴,南曲曲谱应运而生。毗陵蒋孝据陈氏、白氏《旧编南九宫谱》、《十三调南曲音节谱》2种目录,于《九宫谱》每调下各附戏曲或散曲曲词，编成《旧编南九宫谱》10卷。此书处于草创阶段，不周备之处尚多。后来沈□加以丰富发展,增补新调,各调列举不同格式，分别正字、衬字，注明平仄声调，成《南九宫十三调曲谱》22卷，规模较备，但取例和论断也还有不够精确之处。清顺治初年，沈自晋又加以修订补充，编成《广辑词隐先生南九宫十三调词谱》，简称《南词新谱》,共26卷。体例大致依照沈□曲谱旧式,而更换部分词例，增加标注说明，并收入不少明末新创的曲调。选录的曲牌，由原本的719个增至996个。书中还引用了冯梦龙《墨憨词谱》(未刊稿)中的一些材料。内容较原本更为精详。 有清初刊本及影印本。分“元、亨、利、贞”四集，署“词隐先生原编，鞠通先生删补”。“参阅姓氏”共列95人，包括冯梦龙、孟称舜、吴伟业等，皆一时俊彦。 《吴骚合编》返回目录 散曲选集。全名《白雪斋选订乐府吴骚合编》。系合《吴骚一集》、《吴骚二集》、《吴骚三集》编选而成，故名。晚明张楚叔、张旭初编选。楚叔名琦，号骚隐居士，又号白雪斋主人，武林（今浙江杭州）人。精词曲，富收藏。除此书外，另撰有《南九宫订谱》，今不传。旭初为楚叔从弟，号半岭道人，又号岭樵，事迹不详。 《吴骚》前三集为张楚叔所编，主要选录当时以昆腔演唱的南曲。初集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梓行后，“纸贵洛阳”，于是又有二集和三集的编印。命名“吴骚”，是以昆曲上承楚骚的意思。后来楚叔又和从弟旭初一起，在这三部曲选中细加挑选，“□去泛滥，近补新声”，成《吴骚合编》,计4卷。共收套数200多篇,小令40多首，除11套北曲外,余均为南曲。编选的标准,反映了昆曲流行后,明代散曲崇尚艳词、音律的风气,以审调谐声、合谱依韵为主，专录幽期欢会、惜别伤离的丽情之作。入选作品以梁辰鱼、陈铎、王骥德、沈□、沈仕等人的为多,按宫调排列次序,曲文分别正衬。各曲后面常有编者评语，以及引用冯梦龙、凌□初、沈自晋等人的评语。辨订牌调,校正板式,比一般选本精密。卷首有曲论一篇,分“填词训”、“作家偶评”、“曲谱辩”、“情痴□言”四部分（后人取名为《衡曲麈谭》），为张楚叔所作，颇有见地。书中还附有精美的插图。有明崇祯十年刻本，《四部丛刊》二集影印本。 《顾曲麈谈》返回目录 曲学论著。近人吴梅撰。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江苏长州(今苏州)人。终生从事曲学研究，制谱、填词、按拍，一身兼擅。历任北京、南京等地大学教授。著有曲学、词学著作多种：《中国戏曲概论》、《南北词简谱》、《曲学通论》、《词学通论》等；创作则有杂剧、传奇戏曲11种和《霜□诗录》、《霜□词录》。 《顾曲麈谈》分原曲、制曲、度曲、谈曲四章，详细论述了包括散曲和剧曲在内的南北曲的宫调、音韵、作法、唱法诸问题，并对元明清部分作家作品作了评介。其中论宫调一节，备列六宫十一调的管色及所隶的南北曲曲调，以便度曲者能在同一宫调中择曲联套，而免出宫犯调之病。论音韵一节，据清人王□《音韵辑要》等书，编出新的曲韵，以作为填词者守部选韵的依据，而不致逾规越矩。论作法最为详尽，计分南曲、北曲、剧曲、清曲四节，分别就音律、文词问题，提出填词者所应知的事项：于音律则要求辨明曲谱、板式，调节音调高低，掌握联套方法。于文章则要求剧曲一要结构谨严，二要词采超妙,三要宾白优美；而清曲则还要少借宫,少重韵，少衬字。论度曲部分，从五音、四呼、四声、出字、收声、归韵、曲情等方面，论述了昆曲的发声和演唱方法。吴梅论曲重在声律和制作，虽有承袭明清人曲论之处，但也颇多他个人研究的创获。 《顾曲麈谈》有1916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吴梅戏曲论文集》，收此论著。 《散曲丛刊》返回目录 散曲总集。今人任中敏编。任中敏(1897～ )，原名讷，笔名二北、半塘，江苏扬州人。曾从吴梅学词曲，后任教于国内各大学。丛刊共收散曲著作15种。内元人选本2种：杨朝英《阳春白雪》、《乐府群玉》(有人以为胡正臣子胡存善所编)。元人专集4种：马致远《东篱乐府》，乔吉《梦符散曲》，张可久《小山乐府》，贯云石、徐再思《酸甜乐府》。明人专集 5种：康海《□东乐府》，王磐《王西楼先生乐府》，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沈仕《唾窗绒》，施绍莘《花影集》。清人总集1种：《清人散曲选刊》。任中敏论著3种：《作词十法疏证》、《散曲概论》、《曲谐》。 散曲过去很少有人整理、研究。收在本丛刊中的作家专集,很多是从元明以来的别集、曲选、曲谱、笔记等书中辑录而成的；编者对各书都写有提要,校订讹谬,按谱断句;有些还附有序跋或诸家评论,于原书的版本、体例及作者生平、艺术表现多所考述。编者自己的著作《作词十法疏证》阐发元人周德清的散曲学说；《曲谐》为曲话体裁的评录与品藻；《散曲概论》系统论述散曲的体制、特点、作法、流派和发展，有作者的见解。编者论曲主本色，崇尚豪放尖新、自然活泼的风格，但又不废其他风格、流派，对散曲理论、历史发展和作家作品的论述也比较允当。有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 吕天成 返回目录 晚明戏曲理论家、剧作家。原名文，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余姚（今属浙江）人。出生于仕宦家庭。万历间诸生。万历三十一年(1603)前后，曾在南京做过职位很低的官，一生功名不得意，但对科举一直存在幻想。 吕天成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才能。王骥德在《曲律》中提到他“兼工古文词”，不过，他的主要成就还在戏曲方面。他是晚明剧坛的多产作家，作品数量至今尚难作精确的勘定。已知他写过《烟鬟阁传奇十种》，包括《神女记》、《金合记》、《戒珠记》、《神镜记》、《三星记》、《双阁记》、《四相记》、《四元记》、《二淫记》及《神剑记》，而前人戏曲论著中提到的还有《双栖记》、《李丹记》、《蓝桥记》、《碎琴记》和《玉符记》等 5种，杂剧部分有《秀才送妾》、《胜山大会》、《夫人大》、《儿女债》、《耍风情》《缠夜帐》、《姻缘帐》与署名“竹痴居士”撰写的《齐东绝倒》等 8种。上述传奇戏曲与杂剧，除《齐东绝倒》见存沈泰《盛明杂剧》而外，余皆亡佚。《齐东绝倒》写帝舜帮助犯了杀人罪的父亲瞽叟逃脱制裁，颇能揭示封建王法的欺骗性质，也讽刺了帝王的徇私。吕天成又曾校订《荆钗记》、《拜月记》、《杀狗记》和《浣纱记》、《还魂记》、《义侠记》等28种南戏与传奇。他的戏曲创作有一个发展的过程：20岁以前，比较注重文词的雕琢，稍懈于音律的要求；后来在沈□等人的影响下，改宗本色，谨守宫调与平仄的规定，从而得到“音律精严，才情秀爽”的奖誉。 吕天成还撰有小说《绣榻野史》、《闲情别传》两种及《红青绝句》1卷。 吕天成的《曲品》是著名的曲学著作，它与王骥德的《曲律》并称明代戏曲理论著作的“双璧”。《曲品》初稿成于万历三十年（1602），万历三十八年、四十一年曾两次增削更定。最旱的万历间刻本业已失传，传世的抄本又每与高奕《新传奇品》及无名氏《古人传奇总目》相混杂，至近人刘世珩重印时，始将《曲品》与后二书分开。 《曲品》的价值，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戏曲史料。这部著作，在体例上仿效钟嵘的《诗品》、庾肩吾的《书品》和谢赫的《画品》，分上、下两卷，上卷品评元末至万历间南戏与传奇的作者；下卷专论他认为“入格”的传奇。凡嘉靖前的作家作品,都划入“神”、“妙”、“能”、“具”四类;而对隆庆以至万历间的作者与作品,则列入“上上”、“上中”至“下下”九品。共收戏曲作家95人、散曲作家25人、戏曲作品212种。作家部分,先记姓字里居，继之以四六骈文的评议。作品名目，仅20种见于《永乐大典》、《南词叙录》等前人著述，其余 192种俱系首见，而且囊括了作者之前的明代全部重要作品，并以简略的文字点明故事情节。因此，《曲品》为后人探索作家的历史、创作意图，及已佚传奇的内容、风格、优缺点，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第二，在品曲的标准方面，吕天成继承了外舅祖孙□的看法，即“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处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第八要各角色派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自己更具体的一些见解。首先,在叙写的内容上,吕天成虽然也和沈□一样,主张“醒世”、“范俗”,但对迂腐的说教，并不赞赏。他批评邱□《五伦全备记》“稍近腐”，指责沈龄《龙泉记》“是道学先生口气”,仅列“具品”,而盛称以情格理的《还魂记》“惊心动魄”，“无境不新”，推为“上上”。其次，在艺术处理上，吕天成十分重视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与关目中展示的生活环境的高度统一，认为这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审美效果，感染和教育观众的重要关键。在结构安排上，吕天成力主紧凑，反对拖沓。力戒以“无紧要”的人物与情节喧宾夺主。第三，对创作主张和风格流派不同的作家与作品，能尽量不带门户之见。从文艺批评的原则出发，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吴江派的剧作家和理论家，对汤显祖的剧作多比较苛刻；吕天成虽出沈□门下，却能客观地指出他们各自的长处与不足，认为沈□的功绩在于“妙解音律”，从声律、词法的倡导方面使传奇创作重新步入正轨；而汤显祖的本领在于运用才情充分抒发性灵，“丽藻凭巧肠而□发，幽情逐彩笔以纷飞”,对照两人,瑕瑜互见，因而主张合两人的长处：“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这种意见，立即为同时及后世的戏曲家们所认可。第四，《曲品》对有争议的“当行”与“本色”论，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诠释：当行的内涵，原指“作法”，即从演出的需要考虑情节关目与结构；本色则仅重“填词”，指以浅近的语言写曲辞，要求体现神情与机趣。吕天成在《曲品》中对这两个概念及其所涉的范畴作了简要的说明。与此同时，又指出当行与本色并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有机地统一于剧本的创作中:“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就是说，要在强烈的戏剧性中体现风致与诗意，做到文质、雅俗的统一。 由于吕天成对民间戏曲和某些形式上比较粗糙的作品,采取排斥的态度。《曲品》所收录的作家与作品,数量还不够多，影响了它的价值。而在品评方面，吕天成未能完全摆脱前人偏重声律、探寻故实、衡量文采的窠臼。9品的划分,虽说细腻,却嫌琐碎,且由于赞美多、批评少，界限并不很清晰。连王骥德也指出《曲品》“如乡会举主批评举子卷牍，人人珠玉，略无甄别。”即如有些具体评价，也有许多欠妥当之处。 《曲品》较有影响，晚明祁彪佳的《远山堂剧品曲品》，就是继《曲品》之后的著作，清代黄文□《曲海目》、近人王国维的《曲录》，多从《曲品》撷取材料。 《曲品》的明刻本已亡佚。今通行数种刊本均出自刘世衍传抄清抄本。清乾隆时杨志鸿抄本《曲品》为今所见善本。 《传奇品》返回目录 戏曲评论著作。一称《新传奇品》，明末清初曲学家、剧作家高奕著。奕，字晋音，又字太初。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顺治十八年(1661)前后在世。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 《传奇品》是高奕有意识地续吕天成《曲品》所写的著作,共载录明代及明末清初27家所著传奇209种，其中也包括他自己创作的《春秋笔》、《双奇侠》等14种传奇，俱《曲品》所不见，因而可视为《曲品》的补充，对研究戏曲历史，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它的体例与《曲品》有别，作家作品一律不分等第，仅就各家总评风格，效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乐府格势”篇，以极简略的文字概括评价，如说阮大铖诸作“道学面君，步履不妨”，称刘晋充传奇“山中炮响，应声徐来”之类。由于不涉及具体内容与形式,所以其评语令人很难把握,是一大缺陷。另外，《传奇品》中的谬误,也比较严重,如将沈自晋《翠屏山》、《望湖亭》、《耆英会》 3种传奇列于沈□名下，又误将《一种情》视作与《坠钗记》不同的另一部传奇，从而把沈□《属玉堂传奇》从17种扩充为21种，致使黄文□编《曲海目》时沿袭其错误。 《传奇品》在旧钞本中，常与《曲品》及无名氏《古人传奇总目》混淆为一，刘世珩汇刻暖红室本时，仍将《古人传奇总目》当作《传奇品》的上卷，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集印《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时，始分为二。 《盛明杂剧》返回目录 明代杂剧集。编纂者沈泰，字林宗，别署福次居主人，杭县(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盛明杂剧》分初、二两集，于崇祯己巳(1629)年编辑成书。内收31位作家，包括徐渭、康海、王九思、孟称舜、冯惟敏等人的杂剧60种(初、二集各收30种)大都是明代嘉靖以后的作品。这些作家或是江浙籍，或活动于江浙一带。两集中分别有沈泰的朋友张元徵、徐□、程羽文和袁于令所撰的序文。明代崇祯刻本 《盛明杂剧》 集内所收剧本中，徐渭的《渔阳弄》和《雌木兰》、康海的《中山狼》、孟称舜的《死里逃生》和《英雄成败》、王九思的《曲江春》、冯惟敏的《不伏老》、吕天成的《齐东绝倒》等,都是意在针砭时弊,表现了作者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思想倾向、艺术描写俱属上乘。孟称舜的爱情剧《桃花人面》也写得情真意切、曲词优美。但集中多数作品较为平庸,且呈现出思想、艺术上贫弱和因袭陈规旧套的弊病。如王骥德的《男王后》、寓山居士的《鱼儿佛》、祁元孺的《错转轮》，或以畸形丑恶取悦于人，或宣扬六道轮回、封建迷信，只能列为明代杂剧的下乘之作。沈泰在《凡例》中说，凡入选剧本者，应为“出风入雅，戛玉锵金”，实际上颇与此相违。这一点也客观上反映了杂剧在明代渐趋衰落的情况。 《盛明杂剧》初、二集有明刻本，董康翻刻本。 《六十种曲》返回目录 南戏、传奇戏曲总集。明末汲古阁编辑刊行。主持人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毛晋。毛晋（1599～1659），字子晋,号潜在,又称汲古主人。原名凤苞，字子久。初刻本署有阅世道人、得闲主人、静观道人、闲闲道人、思玄道人弁语。他们的真实姓名不详，后人推测是凌□初、冯梦龙、陆□先等人的化名。他们与毛晋过往密切，又精于戏曲，可能参与了编选与校订工作。 《六十种曲》编于崇祯年间,分6帙,在3年内陆续出齐。初印本没有总名称，而是在每帙第一种的扉页上题“绣刻演剧十本”,每一种又题“绣刻某某记定本”,所以有人称这部书为《绣刻演剧十本》，或《绣刻演剧》。康熙年间重印时,6套同时出齐，才有了《六十种曲》这一总标题。书中收集《琵琶记》等传奇作品59种，杂剧《西厢记》1种,共60种。59种中,既收汤显祖《还魂记》，又收硕园改本《牡丹亭记》。 这部书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传奇总集，也是规模最大的戏曲总集。它集中了元明两代一些著名的作家作品，选录了如《琵琶记》、《荆钗记》、《幽闺记》、《精忠记》、《鸣凤记》、《玉簪记》和汤显祖“四梦”等思想上、艺术上有较高成就的剧本，反映了编选者思想、艺术上的鉴别力。在版本上，编选者注意采用善本、稿本和抄本加以刊刻。《琵琶》、《荆钗》用的是所见到的善本，《精忠》、《八义》、《三元》、《春芜》、《怀香》、《彩毫》、《运甓》、《鸾□》、《四喜》、《投梭》、《赠书》、《双烈》、《龙膏》、《双珠》、《四贤》、《牡丹》（硕园改本）等16种都据抄本或稿本，这些未刊剧本因之得以保存和流传，可见这部总集的刊行在戏曲文献上也有重要意义。此书的不足之处有：它漏选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却选了一些次要的作品；它选了一些案头之作，却不注意它们在舞台上有无生命力；它对“杂调”剧本的选录也不重视；全书无总序，每种传奇也无序跋，版本依据不清楚；传奇选集中，收入了杂剧；一部剧本，收不同版本，使体例显得杂乱。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部收罗宏富、版本较精、流传很广的传奇戏曲选集。 《六十种曲》原刻初印本不多见，除去复本公私庋藏现存约42种，流失国外者约30种。清初有重印本、重刻本。道光补刻本，错乱较多。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排印本，部分作品按初印本作了校正。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印本，调整了剧目顺序，恢复了原刻初印本的面目。1958、1982年中华书局有重印本。 《曲海总目提要》返回目录 古代戏曲目录提要著作。近代武进人董康据《乐府考略》和《传奇汇考》编定。共46卷，著录杂剧、传奇684种。 《乐府考略》和《传奇汇考》是在清康熙末年先后编成的两种戏曲目录。著者不详。两书内容、体例基本相同，现均无完整本传存。王国维、陈毅（士弓）、董康各得部分残本。董康即采用《乐府考略》、《传奇汇考》的原文，按作品产生年代先后,分别卷帙,编成《提要》。 乾隆四十二年(1777)，两淮巡监御史伊龄阿奉旨在扬州设局，修改杂剧、传奇中的所谓“违碍”文字。总校官黄文□以一年时间,详阅苏州织造所进呈的剧本,后将古今作者,“撮其关目大概”,著录剧目近1000种（号称1013种，实则978种）,成《曲海》20卷，此书不见传本。目录载于李斗《扬州画舫录》，后通称“曲海目”。同治时，管庭芬加以校录、增补，成《重订曲海总目》。董康以为，《乐府考略》、《传奇汇考》即“《曲海》所据之蓝本”，所以把自己编定的书称为《曲海总目提要》。但据今人北婴、赵景深等考定，“曲海目”所载有许多地方是和《乐府考略》、《传奇汇考》互相歧异的，“曲海目”既非以《乐府考略》、《传奇汇考》为蓝本,《曲海总目提要》也不是以“曲海目”为蓝本,所以《曲海总目提要》与黄文□的《曲海》实际上没有承袭关系。 《曲海总目提要》汇录了自元至清代乾隆年间近 700种戏曲剧目，叙述了它们的情节，并辑录了很多考证材料。它所叙述的作品，很多现已失传或为世所罕见，今人只能从中窥见大概。因此，《曲海总目提要》为今人研究古代戏曲提供了丰富的珍贵资料，成为便于查检的重要的工具书。但书名虽为“曲海总目”，所收剧目却远远不全，遗漏甚多；提要部分，疏于考证，剧名和作者，或张冠李戴，或主观误定；有的剧情介绍与原作相距很远，应用时都需加以考订。 《曲海总目提要》有1928年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剧目不分杂剧、传奇的类别，无索引。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排本,始区分类别,附索引，对原书的疏讹也作了考订。1959年，北婴编撰了《曲海总目提要补编》，编者从不同传本的《传奇汇考》中编辑了《曲海总目提要》所漏收或文字不同的剧目72种，又对《曲海总目提要》作了200多条补充和修正。 《三国志演义》返回目录 长篇小说。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三国志传》、《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三国英雄志传》、《三国全传》，简称《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作。清代康熙刻本《三国志》 三国故事的历史发展 《三国志演义》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相互间的斗争为主要描写内容。晋陈寿《三国志》是一部史书。南北朝时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作注，征引野史杂传 140多种，大大丰富了《三国志》的记载,其中即有不少传说成分。同时的《裴子语林》、《殷芸小说》、《世说新语》诸书也辑录了一些三国人物的奇闻轶事。《大业拾遗记》记隋炀帝观看“水饰”，“有……曹瞒浴谯水、击水蛟，……刘备乘马渡檀溪，……皆刻木为之”。唐初《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僧象致敬篇》小注有“似刘氏重孔明等”语，开元间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十六解释这条小注，叙述了“死诸葛亮怖生仲达”的故事，亦系传说。刘知□《史通·采撰》以为“诸葛犹存”一类事情,“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李商隐《骄儿》诗描写儿童“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至迟在晚唐，三国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传播，连儿童都很熟悉。宋代市民文艺发达,“说话”的“讲史”类中,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与专业艺人。苏轼《志林》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这时三国故事拥刘反曹的倾向已很鲜明。金元时代，三国故事更被大量地改编为戏剧。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载有《赤壁鏖兵》、《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宋元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提到的南戏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刘先主跳檀溪》。元杂剧包括元末明初人写的杂剧中的三国戏，现在知道的有四五十种，内容更为丰富，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都已具备。讲说三国故事的“话本”，保存下来的有元至元年间刻本《三分事略》和元至治年间刊印的《三国志平话》。这两者实际是一部书的两种版本。前者国内尚无印本。后者较为流传，全书约8万字,上图下文。它的情节不受史实约束，表现了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从基本轮廓看，它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叙事简略，文笔粗糙，大约只是供说话人使用的一个提纲。这类话本，可能不止一种。罗贯中正是在长期的群众传说与民间艺人、下层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同时大量吸收《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材料，付出巨大的创作劳动，写成了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 《三国志演义》的基本内容 《三国志演义》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止,描写了百年左右发生的事件，中间着重写了历时约半个世纪的魏、蜀、吴三国的兴衰过程。第 1回到第33回，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写到曹操平定北方；第34回到第50回，集中写赤壁之战以及战后天下三分；第 51回到第115回，重点写刘备集团活动，以及刘备死后，诸葛亮治理蜀国、南征北伐;第116回到第120回,写三国统一于晋。全部故事的基本轮廓和基本线索,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大体上同历史记载相去不远。但三国历史只是一个骨架，作品的血肉部分则主要是创作者（其中包括长期以来特别是宋元时期人民群众、民间艺人、下层文人）所创作、虚构的，概括了更广阔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作品所描写的“群雄角逐”，生动地揭示了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勾结而又互相争夺的关系，同时提供了关于封建社会中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尤其重要的是作品的这些血肉部分体现着群众的观点和情绪。罗贯中采用群众中流传久远的三国故事题材，一并接受了群众赋予这一题材的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三国志演义》在曹操、刘备、孙权三个政治集团中，把曹操集团与刘备集团作为主要对立面，并把刘备集团放在中心地位。孙权集团虽然也是刘备集团争斗的敌手，但更多是作为刘备集团对抗曹操集团的联合力量。作品紧紧抓住曹、刘两个集团的矛盾这一主线，刻画了曹操和刘备两个对立的艺术形象，展开了一系列人物、事件的描写。 曹操与刘备形象 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在《三国志演义》里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典型。历史上的曹操本来有诡诈、残暴的特点，民间传说把这一特点突出、夸大，在曹操身上概括了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本质特征。罗贯中依据民间传说又有所发展、提高，成功地刻画了曹操诡谲多变、心狠手毒的思想性格。作品在曹操出场时就介绍了他幼年诬叔欺父的故事。他口是心非、诡计多端的恶劣行径，越到后来越是变本加厉。他投奔吕伯奢庄上，吕盛情接待，他却怀疑吕不怀好意，杀死吕家八口；后来发现杀错了，索性连吕伯奢也一并杀死，说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两句话正是曹操信奉的人生哲学。在同袁术作战,“相拒月余,粮食将尽”的时候，他命令仓官王□用小斛散粮，然后以“盗窃官粮”的罪名，砍了王□的头，来隐瞒军粮将尽的事实，稳定军心。他命令军士捕杀逃避敲冰拽船苦役的百姓,却又对“投首”的百姓说：“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为了防备有人暗中谋杀，他假托“梦中好杀人”,拔剑斩了替他盖被的近侍,又上床装睡。赤壁之战中，扬州刺史刘馥说他诗中有“不吉之言”，他“手起一槊，刺死刘馥”，事后却说是酒醉误会。在杀人之后，他又往往表示“极为悲痛”,进行“厚葬”,亲自“祭奠”，还要从优抚恤家属。曹操有一套收买人心、笼络部下的手段，利用伪善的面孔，掩盖他的罪恶企图与残暴行为。罗贯中也表现曹操的“雄才大略”，甚至用赞美的笔调，在与董卓、袁绍等人的对比中描写他的政治远见与政治气度。但主要的还是为了刻画曹操是个“□雄”，在渲染他“雄才大略”的同时来表现他的老谋深算，善于玩弄权术。《三国志演义》把曹操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形象描写得十分生动、丰富，表现出人民群众对□险凶残的封建统治者的强烈憎恨。曹孟德许田射鹿 选自明代崇祯刻本《英雄谱》 同曹操相反，《三国志演义》对刘备无论在政治品质与道德品质上都加以美化。作品描写曹操对关羽是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收买，刘备对关羽是推心置腹，同患难、共生死;曹操对徐庶是以囚禁其母来迫其归附,刘备对徐庶是因其母有难而送其离去；曹操对张松摆出一副傲慢姿态，耀武扬威，刘备对张松谦虚恭谨，相待以礼。曹操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刘备则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即使于己不利,刘备也不肯把“妨主”的卢马转送他人,不肯抛弃拖累行军的樊城十数万跟随他的百姓。因此，刘备得到了人们的拥戴。当吕布袭击沛城,刘备匹马逃难期间,“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进饮食”。新野的百姓称道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为了歌颂刘备，《三国志演义》还描写了刘备集团的内部关系。他们君明臣贤，互相信任、彼此了解、团结融洽的程度不但非曹操集团所能比,也远超过孙权集团。总之,《三国志演义》中的刘备是一位封建时代的理想仁君形象。 《三国志演义》对曹操的谴责和对刘备的歌颂，包含有封建正统观念,如指斥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强调刘备是“汉室宗亲”，可以名正言顺地即位“续大统”。这种观念与作品对黄巾起义的敌视态度，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性。不过《三国志演义》中拥刘反曹的倾向，主要的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在不能改变现存统治秩序的情况下,希望君主仁慈宽厚,而反对暴虐统治者。此外，同宋元时代民族矛盾中“人心思汉”的历史背景有一定关系。然而刘备形象不及曹操形象那样有现实基础，因而显得单薄、苍白。 诸葛亮与关羽 《三国志演义》从刘备众多的文臣武将中选取诸葛亮和关羽两个人物，着意加以刻画。 刘备对诸葛亮，自称“如鱼得水”，不仅言听计从，而且付托以军国大事。诸葛亮为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身上有许多政治家的美德，而最显著特色则是他的足智多谋。他初出茅庐，第一次博望坡用兵，指挥几千人马杀退曹营十万大军,赢得关羽、张飞的敬佩。赤壁之战前后,作者特意让年轻有为的周瑜与他展开复杂微妙的斗争。周瑜才华横溢，精明干练，但嫉贤妒能，气量狭小。反之，诸葛亮却高瞻远瞩，沉着机警，料事如神。他巧妙地利用忠厚的鲁肃作掩护，避开了周瑜三番五次的陷害，同时又顾全了协力抗曹的大局，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赤壁之战的前台指挥者是周瑜，而从旁策划、真正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诸葛亮。诸葛亮活动后期的主要对手是曹魏方面的司马懿。司马懿老□巨猾，见识手段比周瑜要高得多，诸葛亮早已看出他“深有谋略”。不过，比起诸葛亮来，他有时还是略逊一筹。诸葛亮不仅善于依据具体条件，事先作出周密的计划安排，而且在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下，能够随机应变，从容对敌，著名的“空城计”就是如此，以致司马懿都不得不承认“吾不如孔明也”。当然，作品表现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在有的描写中含有一些神化的倾向。杨柳青年画《空城计》 刘备集团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关羽。《三国志演义》描写刘备同关羽、张飞的关系，着重表现他们的“义”。关羽有武勇刚强的特点，但作品主要是颂扬他“义重如山”。刘、关、张“桃园结义”在古代产生过十分广泛的影响，反映了封建社会人民群众朴素的互助团结精神与平等观念。清代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就站在封建主义立场指斥《三国志演义》描写刘、关、张“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为“最不可训”。本来在民间传说的三国故事中，刘、关、张都出身社会下层，是锄强扶弱、与人排难解纷的好汉。他们萍水相逢，意气投合，结为异姓兄弟，很重视江湖义气。《三国志演义》已削弱了这些民间色彩，关羽身上的草莽英雄的气质也被“深明《春秋》大义”的儒将风度所冲淡了，而在“义”中又突出了所谓“恩怨分明”，特别强调个人关系。关羽在华容道“义释”曹操，就是因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而把刘备集团的这个敌人放走。历来封建统治者有意提倡看重个人恩怨的“义”，把关羽推崇到了很高的地位。 《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志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它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它的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见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它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它最擅长于描写战争，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即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的较量上。它所描写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陵之战，都表现了战争中优势与劣势可以互相转化，关键在于指挥人员是否明于知己，又明于知彼，以及有无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各次战争既有其特点，作品的写法也随之变化，或实写，或虚写，或正面写，或侧面写。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是战争的辅助手段，而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却由此表现得有张有弛，疾徐相间，具有旋律节奏，富于诗情画意。在人物塑造上，《三国志演义》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到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表现其思想性格,并且注意略貌取神,不单纯追求细节的逼真。它往往借助人物自身的言行或通过周围环境来把人物的思想性格加以夸张渲染。曹操□诈，一举一动都好像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处不带上天真而莽撞的色彩。鲁肃忠厚老实，考虑问题总是那么单纯善良。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是那么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张飞“威震长坂桥”等故事，都没有多少细腻的工笔描绘，只是通过粗线条的勾勒、环境气氛的渲染，来取得传神的艺术效果，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三国志演义》人物塑造的一个写法特点是人物的思想性格同人物的环境经历缺乏紧密的内在联系，往往人物一出场就定型化。论者也有认为这是该书缺点。但对这个问题研究者尚有不同看法。而且这些缺点并不影响《三国志演义》的巨大成就，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三国志演义》的版本 现存《三国志演义》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元年(1522)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它分24卷,240则,每则有一个七言标题,书前有弘治七年(1494)金华蒋大器(庸愚子)所作序。一般认为这是比较接近罗贯中原著的本子。此后新的刊本不断出现，卷数、回目、引用诗词及正文均有改动。明末有一种“李卓吾批点”的《三国志演义》，把 240则合并成 120回。据明钱希言《戏瑕》卷三记，这个批本是叶昼托李卓吾之名而行。清康熙时，毛纶、毛宗岗父子进一步修订《三国志演义》,在对曹操、刘备这两个主要人物上,毛本更加深了曹的□恶和刘的仁德的刻画。此外，在回目、情节、文字各方面都作了加工润饰，并添上评语。这个修订本成为近代最通行的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