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水浒传》返回目录 明代长篇小说。关于它的作者，明人记载不一。郎瑛《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传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罗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说是“武林施某所编”,“世传施号耐庵”。综上所说,明人大致有三种说法：施耐庵作、罗贯中作和施、罗合作。现在学术界大都认为施耐庵作。施耐庵生平不详,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吴梅《顾曲麈谈》记施耐庵即元末剧作家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如《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传》等。但这些材料相互矛盾处不少，且有明显不可信处，因此对于这些材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意见颇不一致，多数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尚待进一步研究。施耐庵画像 《水浒传》的成书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儿。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总之，《水浒传》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自上到下的对人民的压迫者。而受压迫的人中还有正直的上层人物，如柴进、杨志等。有压迫就有反抗，《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就具有典型意义，说明了“乱由上作”的道理。《水浒传》写晁盖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杰的不义之财，也具有典型意义，它表现了人民对贪官污吏剥削行为的反抗和打击。由这种反抗，也使晁盖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智取生辰纲”中白胜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更是唱出了历代被压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挤打击，起而反抗，也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怒杀西门庆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吴用智取生辰纲 选自明代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 《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反抗，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智取生辰纲”最初就是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晁盖等上梁山后，就更大规模地反抗政府了。起义的武装，也是由小股发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武松醉打蒋门神 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插图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维妙维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繁，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水浒传》的版本 《水浒传》的版本比较复杂，大致可分简本繁本两个系统。简本文字简略，细节描写少。繁本描绘细致生动，文学性较强。就内容来说，简本包括大聚义、受招安、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直至宋江被害。繁本无平田虎和平王庆故事。简本和繁本的先后问题，历来意见不同，或认为简本在先，或认为繁本在先，而简本是由繁本删节而成，迄无定论。 现知和现存《水浒传》较早刻本都系明刊本。正德、嘉靖间人李开先《词谑》记有20册本的《水浒传》，有的研究者认为“二十册”即“二十卷”。一般认为，嘉靖时郭勋刊刻的武定板《水浒传》比较接近于原本，但郭勋原刊本已无存，有的研究者认为今残存 5回的嘉靖刊本《忠义水浒传》即郭本，并且由此认为郭本是20卷本。明嘉靖年间高儒《百川书志》所录《忠义水浒传》为100卷，今天所能见的比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100回本是天都外臣序本，序文撰于万历己丑(1589)。天都外臣序本从郭本出，不过分卷不同，郭本是20卷100回,天都外臣序本是100卷100回。这个本子于排座次之后紧接受招安、征辽、平方腊，而无平田虎、王庆故事。万历年间又出现了杨定见的120回本，主要是根据100回本，又插增平田虎、平王庆的故事（文字和繁本不同，或是吸收简本而加以润色）。明末金圣叹(见金人瑞)删去了排座次以后的部分,添了个卢俊义的噩梦作为结尾,梦中一百单八人全部被杀。又把原来的第一回改为楔子，作成70回本。这个本子，入清以来最为流行。今存较早的简本有明刊《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和明刊《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惟都为残本。清刊本10卷 115回《忠义水浒传》是今存比较齐全的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整理出版过 70回本及120回本、100回本等繁本，并影印过100回本，及排印过几种繁本。还影印过简本《水浒志传评林》。 吴承恩 返回目录 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江苏涟水人，后徙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而败落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吴铭曾任浙江余姚县学训导，祖父吴贞曾任浙江仁和县学教谕，官都不显。其父吴锐，因家境穷困，仅在社学学习，后以经营绸布为生。虽身为商人，却喜欢研读群籍，六经诸子百家，莫不观览。他为人正派,富于正义感,读史籍，至屈原、伍子胥、诸葛亮、檀道济、岳飞等人事迹，每每感慨流泪。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这样的家庭和父教，对吴承恩有着明显的影响。 生平及创作概况 吴承恩自幼敏慧，又好学习，博极群书，年轻时即受到督学使者的赞扬，以文名著于乡里。许多人造门请教，荐绅台阁诸公也常请他代为捉刀。他好奇闻，阅读大量的野言稗史，受到民间文学的积极影响；又喜读“善模写物情”的唐人《传奇》，从中吸取营养。这对他《西游记》的创作有着重要意义。江苏淮安吴承恩墓 吴承恩早年曾希望以科举进身，然而屡试不中，以致“泥途困穷”，“迂疏漫浪”（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他在《斋居》诗中曾有“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之句，说明他受挫以后的心情。中年以后才补为岁贡生。以后在同乡名宦李春芳的“敦谕”下，入京候选，结果是“悠悠负夙心，作吏向风尘”（《春晓邑斋作》）。迫于家贫母老，他很不情愿地当了长兴县丞。不久，因“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天启《淮安府志》），后来又一度担任过品级与县丞相近而为闲职的荆府纪善。晚年归居乡里，放浪诗酒，贫老以终。《西游记》创作的时期不可确考，一般认为是晚年所作。 吴承恩平生与沈坤、朱日藩、李春芳为莫逆之交。三人都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官至首辅的李春芳，曾在仕进上积极鼓励和帮助吴承恩。吴承恩还曾与吴中名士、先辈书法家兼诗人的文徵明和王宠交往，诗酒唱和，他们疏狂自傲，不合时流的精神风貌彼此相通。在长兴当官时,与后七子之一,当时正家居的徐中行有较密切的交往。晚年乡居，与在淮做官的陈耀文、陈文烛和邵元哲等结为翰墨交。陈耀文编选的词集《花草粹编》，与吴承恩所编的《花草新编》内容性质相近。陈文烛曾跟吴承恩一起商订《花草新编》，并为之作序。 吴承恩一生诗、文、词创作数量不少，但因无子嗣，去世后大部分亡佚。后由“亲犹表孙，义近高弟”的丘度，从亲友中遍索遗稿，但亦仅“存十一于千百”，编订成《射阳先生存稿》4卷,包括诗1卷，散文3卷，卷四末附小词38首。 吴承恩生活于明代复古主义风靡一时的时期，又与后七子中的徐中行相友善,但他的诗文都发自胸臆,“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其诗“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序》)。长篇歌行，激越豪放，风格近于李白。词则出入《花间》、《草堂》，“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天启《淮安府志》）。散文学欧、曾，与唐宋派古文家风格较接近。 吴承恩有仿唐人牛僧孺《玄怪录》和段成式《酉阳杂俎》而创作的传奇小说集《禹鼎志》，体制不大，仅“十数事”。原书已佚,今仅存《自序》一篇(收入《射阳先生存稿》卷二)。 《花草新编》是吴承恩编选的一部词集。合唐《花间集》及宋《草堂诗馀》二集为名，所选上自唐代开元，下迄元代至正。由作者生前手定并作序，辞世后由丘度刊刻行世。刊本已佚，今存残抄本4册约4卷，藏上海图书馆。 长篇小说《西游记》 吴承恩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他的长篇小说《西游记》。《西游记》100回，是吴承恩对传统题材加以改造，注入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再创作而成的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虽然采用了传统题材，却是时代的产物。吴承恩生活的弘治到万历时期，正是明代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十分黑暗的时期；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开始出现,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思想意识开始活跃起来。吴承恩对当时政治的腐败和世风的堕落十分愤慨,他曾经尖锐地揭露“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的社会现象，发出“近世之风，余不忍详言之也”（《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的沉痛感叹。在《二郎搜山图歌》中,他对残害人民的“五鬼”、“四凶”,表现了强烈的愤恨,对追捕妖魔的二郎神表示了热情的赞美,呼唤斩邪除妖的英雄人物出现。吴承恩敏锐地感受到与封建专制制度相矛盾的新的时代气息。这些就形成了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他在《〈禹鼎志〉序》中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表明了他借神话故事以批判现实的自觉的创作思想。《西游记》是他这一创作思想的成功的实践。清代顺治刻本《西游证道书》插图 《西游记》故事的来源 《西游记》的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吴承恩是在历代民间传说和无名作者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整理、加工、改造，最后写出这部绚丽多彩的神话小说的。 作为《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由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发展演化而来。唐太宗贞观元年(627),青年和尚玄奘(602～664)只身一人赴天竺（今印度）取经，跋山涉水，历尽艰难险阻，至贞观十九年(645),取回梵文佛经657部，并在长安设立译场,进行翻译。玄奘在取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令人敬仰；他所身历目睹的种种奇遇和异域风光，对人们具有很大的魅力。他的行为和见闻本身就具有不同寻常的传奇色彩。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他的弟子慧立、彦□又写成《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玄奘西行取经事迹。这是一部带有文学色彩的大型传记。作者为了宣传佛教并颂扬师父的宏伟业绩，不免作种种夸张，并插入一些带神话色彩的故事。此后取经故事即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不断得到加工、润色，愈传愈奇，愈传离真人真事的本来面目愈远。在《独异志》、《大唐新语》等唐人笔记中，取经故事已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据欧阳修《于役志》载，扬州寿宁寺藏经院有玄奘取经壁画，可知取经故事在五代时已流布丹青。到宋代，取经故事成为“说话”艺术的重要题材。刊印于南宋时期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取经故事发展的重要阶段。此书篇幅不大（约16000多字），情节离奇而比较简单,描写也较粗糙。但值得重视的是它已初步具备了《西游记》故事的轮廓，猴行者已取代唐僧而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它吸取了更多的神话传说，书中的猴行者化作白衣秀士，已是神通广大、降服精怪的能手，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雏型。书中的深沙神则是《西游记》中沙僧的前身。但还没有猪八戒。“说话”的形式有唱有说，近似唐五代时“讲唱经文”的“俗讲”，内容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到元代(至迟到明初)，又出现了更加完整生动的《西游记平话》。原书已佚。但明《永乐大典》第 13139卷“送”韵“梦”字条下引《梦斩泾河龙》故事，即采自《西游记平话》，约1200字，内容与吴承恩《西游记》第 9回前半部分基本相同。成书比《永乐大典》为早的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也概括地引述了《西游记平话》中关于“车迟国斗圣”故事的片断，与吴著《西游记》相关故事的内容大体一致。书中还有八条注文，介绍了《西游记平话》的主要情节，与吴著《西游记》已非常接近。书中已有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的故事，且由“魏征斩龙”过渡，与取经故事连接，在情节结构上也与吴著《西游记》相近。在人物方面，深沙神已演变成沙和尚，出现了黑猪精朱八戒。《西游记平话》的形式和风格，比较接近于宋元时期的讲史平话，文字古拙，描写亦欠精细。但无论从内容、情节、结构、人物方面看，《西游记平话》都很可能是吴承恩直接据以加工创作的底本，在《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出土的宋元时代磁州窑唐僧取经瓷枕（藏广东省博物馆），证明了取经故事在当时已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并为人们喜闻乐见。画面上的人物是取经故事中的师徒四众，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勇往直前、英姿勃勃的孙悟空。这说明取经故事和有关人物的思想性格，至迟到元代已大致定型。民间创作已经给吴承恩写《西游记》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宋至明，取经故事在戏剧舞台上也得到搬演。宋元南戏有《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有《唐三藏》,皆佚。元代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亦仅存少量曲文。元末明初则有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和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剧中某些情节与吴承恩《西游记》相似，但孙悟空的形象并不突出，且未脱掉妖气。不论这些剧作跟吴承恩《西游记》有无直接联系，它们至少可以证明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以前，取经故事已经众手加工而以各种形式长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孙悟空的形象，也经历了一个同样漫长的演变过程。吴承恩的家乡，自古淮水为患，很早就产生了与治水有关的神话传说。无支祁就是大禹治水时收伏的一个淮涡水神，他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猴精，后来被镇锁在淮阴龟山脚下。唐代李公佐所作传奇《古岳渎经》里记载了这一传说。从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和元明杂剧《锁齐天大圣》、《西游记》以及明人宋濂的《删古岳渎经》中，可以看出无支祁传说演化的痕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第九篇），指出了无支祁的传说跟孙悟空形象创造的关系。 吴承恩就是在前代传说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将无支祁传说跟取经故事结合到一起，并熔铸进现实生活的内容，创作出这部规模宏大的杰出神话小说《西游记》的。《西游记》改变了原取经故事浓厚的宗教色彩，完成了新的深刻的社会主题；塑造了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理想化的神话人物形象;创造了生动丰富的故事情节,完成了完整宏伟的艺术结构。《西游记》是吴承恩创造性艺术劳动的结晶。 《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西游记》全书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第1回至第7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故事。第二部分，包括第 8回至第12回，写唐僧身世、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故事，交代取经缘由。第三部分，包括第13回至第100回,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跟妖魔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真经，自己也成了“正果”。 大闹天宫的故事，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蔑视皇权、神通广大、敢于造反的孙悟空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反抗传统、反抗权威、蔑视等级制度等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和斗争精神的热情歌颂。第二部分在结构上起一个过渡和联结的作用，在思想上表现了较明显的宗教迷信的观念。第三部分取经故事，由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41个小故事组成，着重表现孙悟空斩妖除怪、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和美好品德。 大闹天宫故事和取经故事，在题材内容和主题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矛盾。但由于主人公前后性格的一贯性，斗争对象和情势的变异并未影响到小说思想内容的大致统一。孙悟空因法力不及如来佛,造反失败,被镇压在五行山下,后来皈依佛门,遵奉神佛的意旨保护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出于“强者为尊”的思想而反抗神权，终因较量之后变成相对的“弱者”而不得不屈服于神权。但孙悟空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谨守教义的虔诚佛教徒，最后成为“正果”也还是“斗战胜佛”，斗争精神始终是孙悟空的宝贵性格。当然由于题材本身的宗教性质和作者的历史局限，不能不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取经故事未能褪尽因袭的宗教色彩，孙悟空的反抗精神也不能与大闹天宫时相提并论，作者还不可能完全克服前后两部分之间的思想矛盾。唐三藏取经 选自明代万历三十六年刻本《临凡宝卷》插图 《西游记》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在孙悟空身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压迫、战胜邪恶和征服自然力的强烈愿望；孙悟空积极乐观、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精神，深深地植根于富有斗争传统的中国人民历史生活的土壤之中，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斗争生活的艺术概括。它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斩妖除怪成为书中的突出内容，取经的目的在整个艺术描写中退居到次要地位，甚至仅仅具有象征的意义。“济困扶危，恤孤愈寡”，嫉恶如仇，为民除害，孙悟空身上具有和《水浒传》人物相通的品格，这是现实社会阶级对立的产物。在前后两部分中，作为孙悟空对立面的神佛世界和妖魔，都具有非正义的性质。小说揭露了天宫神权统治的腐朽，玉皇的昏庸无能、凶残暴戾，是人间封建统治阶级的投影。取经路上妖魔鬼怪的凶狠、阴险、淫恶，反映了现实社会中黑暗势力的共同特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对立面，孙悟空才成为受到人民喜爱的跟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的英雄。小说所反映的社会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小说主人公的性格塑造，表明了作者吴承恩对传统的宗教题材进行了成功的改造，熔铸进了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 孙悟空在跟妖魔作斗争中显示了坚强的斗争决心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例如他善于透过迷人的假相认清妖怪的本来面目；他总是除恶务尽，从不心慈手软；斗争中注重了解敌情，知己知彼，克敌制胜，根据不同的斗争对象，变换不同的策略和战术，等等。凡此，都是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长期社会斗争经验的艺术概括。 《西游记》中写了祭赛国、朱紫国、灭法国等九个人间国度，所用多为明代官制，国王又多是昏君，荒淫庸懦，宠信道士，这些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正确地概括了这部神话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思想特色。 《西游记》在人物描写上比较集中，不像《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那样以塑造群象为特色。主要人物除孙悟空外，比较突出的是猪八戒和唐僧。猪八戒是一个有缺点而又令人喜爱的人物形象。他憨厚纯朴，能吃苦耐劳，对敌斗争从不屈服，是孙悟空斩妖除怪不可缺少的助手。但他贪馋好色，自私偷懒；对取经事业缺乏坚定性，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家；嫉妒心强，好拨弄是非。他的小聪明具有一种憨厚本色的特点，作者对他弄巧成拙的嘲笑，表现了对现实生活中小生产者落后意识的善意批评。唐僧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士人气质的人物，作者对他是批评多于肯定。他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教，乃至迂腐顽固，而又胆小懦弱，而且常常误信谗言，颠倒是非，无理责骂和残忍地处罚为取经事业建立了巨大功勋的孙悟空。唐僧由一个被歌颂的人物，变成一个被讽刺嘲笑的对象，这一点是《西游记》和传统的取经故事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西游记》在思想内容上还存在一些糟粕，这主要是：佛法无边的思想；宿命论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以忠孝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等等。明代万历二十年世德堂刻本《新刻出象宫板大字西游记》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 《西游记》在艺术上有鲜明的特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它塑造了孙悟空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神话英雄形象，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特的创造。书中的许多人物，既是神奇的，又有强烈的现实感，这在古代神魔小说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神性(幻想性)、人性（社会性）、物性（自然性）三者的有机结合，是《西游记》人物塑造的一个突出特点。 《西游记》创造了神奇绚丽的神话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天上地下，龙宫冥府，人物的活动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无拘无束地充分施展其超人的本领。情节生动、奇幻、曲折，表现了丰富大胆的艺术想象力。 《西游记》的语言生动流利，尤其是人物对话，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表现了一种幽默诙谐的艺术情趣。吴承恩善于提炼人民生活中的口语，吸收它的新鲜有力的词汇，利用它的富有变化的句法，加工成为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 影响和版本《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明代神魔小说的杰出代表,和《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一样，成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名著。它问世以后即产生广泛的影响。 明代余象斗《四游记》中编入的杨志和41回《西游记传》和万历间朱鼎臣的《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10卷，实际都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删节本。明清两代，续作、补作《西游记》的小说有多部出现，如明末董说撰的《西游补》16回,明末无名氏撰的《续西游记》100回,清初无名氏撰的《后西游记》40回等。《西游记》故事在清代还被改编为戏曲搬上舞台，甚至还出现了《升平宝筏》那样大型的连台本戏。一直到现代,《西游记》故事仍然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三打白骨精》、《闹天宫》、《芭蕉扇》等都是经常上演而受到观众喜爱的剧目。 《射阳先生存稿》4卷,在吴承恩逝世后不到10年的万历十八年(1590)即刊印行世，但流传极少。1929年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的明刻本，可能是万历四十年以后经过丘度增补的复刊本。1930年曾据原刻本铅排出版，原刻本已运往台湾。刘修业据1930年铅印本重加辑校，易名为《吴承恩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书中收入陈文烛序、吴国荣跋和李维桢叙。另有刘氏所辑的《吴承恩诗文事迹辑录》等附录4种。 现存《西游记》最早的刊本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象宫板大字西游记》,20卷100回（北京图书馆藏有摄影胶卷）。随后有万历三十一年(1603)书林扬闽斋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又有明崇祯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100回,国内今存两部，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河南省图书馆，日本也有藏本，存内阁文库。河南省中州书画社有校补影印本。清代又出现多种版本，主要有：清初刊本《西游证道书》；康熙丙子(1696)刊本《西游真诠》；乾隆戊辰(1748)晋省书业公记刊本《新说西游记》，乾隆己巳(1749)其有堂刊本《新说西游记》；嘉庆己卯（1819）护国庵刊本《西游原旨》；道光己亥（1839）德馨堂刊本《通易西游正旨》等。1954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即以明刊世德堂本为底本，参校清代各种刻本整理而成。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刊行二版，在初版基础上，复以明崇祯间刊《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本参校，并将初版据“书业公记”本增补的唐僧出身故事的第9回改作附录,恢复世德堂本第9至第12回的原貌。 《杨家府演义》返回目录 明代小说。全称《新编全像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作者不详。《杨家府演义》，从杨业与辽(契丹)作战，身陷重围，撞李陵碑殉国写起，以十二寡妇征西，克敌凯旋结束。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很大部分是史书上所没有的。如杨六郎袭破幽州，一举灭辽以及杨宗保征西夏等重要情节，只是反映了作者的一种愿望，并无史实根据。 杨家将抵抗契丹的故事早在民间流传。在南宋话本和元明杂剧中就有不少有关杨家将的故事。明代中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外有强邻窥伺;内则□佞擅权。此书通过杨家将故事反映当时人们抗御外侮、谴责权□、表彰忠烈的要求和愿望。《杨家府演义》颂扬了杨家世代保卫国土而前仆后继的顽强斗争精神。老英雄杨业,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甚至连契丹的萧太后都发出这样的感叹:“久闻此老号杨无敌,名不虚传矣。”他被□臣潘仁美陷害，陈家谷口一仗身陷重围。在身受重伤情况下，仍力战不已,最后战死疆场。杨业的后代,从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直至杨怀玉，都继承了这种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使英雄业绩，代代相传。 在杨业后代中，杨六郎是最为人们所喜爱的英雄。他在父亲死后,就主动走上了抗辽前线。他本无官职,自愿带了两个妹妹赴晋阳破敌，后朝廷命他为高州节度使，他却情愿任佳山寨巡检这一微职,为的是:“佳山与幽州相近,……伺便直捣贼穴收其地土,以绝万世边患。”杨六郎具有雄才大略，战斗屡建奇功,令敌人闻风丧胆,最后由他挂帅，攻破契丹，大获全胜。 小说还描写了众多英姿勃发的杨门女将，她们不是深居闺阁的佳人小姐，而是继承父兄遗志，投身保卫中原、建立功勋的英雄。书中“十二寡妇征西”一节，集中表现了杨门女将英勇善战而又不怕牺牲的精神。在老老少少的众多杨门女将中，穆桂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人物，她有非凡的本领：“生有勇力，曾遇神女传授神箭飞刀，百发百中。”在抗辽战斗中，她风驰电掣般地驰骋在幽州战场上。在大破青龙阵的战斗中,奋勇冲杀,于危难之中，夺得胜利，显示了女英雄的本色。 杨六郎手下的两员猛将孟良、焦赞，长期来为人民所喜爱。他们出身于绿林好汉，在六郎带领下，一心抗辽，建立了卓著功勋。两人性格豪爽，充分体现出草莽英雄本色。作者在处理他们悲剧性的死亡上，突出了他们之间的义气，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杨家府演义》最后一节“怀玉举家上太行”，写了杨家后代杨怀玉在果敢地杀死了一心诬害杨门忠良的丞相张茂之后，瞒住老父亲杨文广,举家上了太行山,退隐岩穴。后朝廷派使者以“背逆之臣”相恫吓，威逼回朝。对此，他一方面义正词严地回击，同时又斩钉截铁地表示“将臣碎尸万段，决不遵依”。杨怀玉是个有一定叛逆思想的人物。 作品在着力反映激烈民族斗争的同时，也用了一定篇幅描写了朝廷内部忠□之间的尖锐冲突，对皇帝的昏庸作了一定的揭露。□臣潘仁美种种陷害忠良的阴谋活动以及内□王钦的可耻勾当，都是和宋真宗的纵容分不开的。但小说中强调的忠君思想以及不少神怪迷信描写，则是消极、落后部分。 在艺术描写上作品显得粗糙，表现在人物刻画和情节安排上欠细腻妥贴，且时有漏洞；组织结构也不严谨，只是语言尚称活泼生动。 《杨家府演义》现存最早本子，刊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清代嘉庆十四年(1809)书业堂重刊,8卷58回，有万历丙午长至日秦淮墨客序，每卷卷首，则题“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万历本所刊印章“秦淮墨客”即纪振伦，字春华，其生平无可考，目前尚不能确定此书是他所作。也有人认为此书的作者是明嘉靖间书坊主人熊大木，但也提不出确切可信的材料。熊大木是《北宋志传》的作者，《北宋志传》的基本情节和《杨家府演义》相接近。 《海公案》返回目录 明代小说。写海瑞审案折狱的故事。全称《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一题《海忠介公居官公案传》,6卷，71回，明李春芳编次(刻本题晋人羲斋李春芳编次)。李春芳字子实，号石麓。兴化（今属江苏）人。隆庆初曾任宰相，有《贻安堂集》。 此书实际上是一种话本总集，而以海瑞贯串全篇。每一故事(回)，先有记述全案过程的一段说明文字，有“告”、“诉”、“判词”三部分，类似公牍文书。内容显系小说家的编撰,并非海瑞实事,卷首有《皇明都御史忠介公海刚峰传》一篇，所记也多与史实不符。本书与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关系密切。如第39回《捉圆通伸兰姬之冤》、第42回《判明合同文约》，就是从宋元话本《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改编、脱胎之作。又如《僧徒□妇》、《妒□成狱》、《判给家财分庶子》、《判谋陷寡妇》等，又为明代拟话本提供了素材。《海公案》情节以写审断□杀、窃盗、霸占、抢掠等案为多，塑造了海瑞这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书中鬼神迷信色彩较浓，如《许巡检女鸣冤》、《乌鸦鸣冤》、《黄莺诉冤报恩》，就是通过女鬼托梦，乌鸦、黄莺显灵来破案的。 《海公案》文字较粗疏，但它把一些民间传说中的审案折狱故事集中在海瑞身上，这个特点，犹如民间传说中的“徐文长故事”、“阿凡提的故事”一样，具有民间文学的特色。 《石点头》返回目录 明代拟话本小说集。作者署名天然痴叟,号浪仙,生平事迹不详。全书14卷即14篇，叶敬池刊本有墨憨主人评语。首龙子犹（即冯梦龙）序写道：“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以此名篇。”此书之写作，明显寓有劝世说教之意。明代叶敬池刻递修本《石点头》 小说题材的来源,多摭拾旧闻,改编历史故事。主旨多在宣扬忠孝节义、封建伦理道德。如《王本立天涯求父》,写孝子王本立历经艰险,漂泊12年，立志寻父，终于感动鬼神，使其父子团圆。作者说：“过活还是小事，天伦乃是大节”，鼓吹封建孝道。《江都市孝妇屠身》写宗二娘卖肉屠身，以使丈夫能归养婆婆。《郭挺之榜前认子》美化了郭秀才抛妻弃子的丑行，颂扬了青姐的守节；《卢梦仙江上寻妻》赞扬了对翁姑尽孝、对丈夫守节的李妙惠；《侯官县烈女歼仇》则赞颂了为夫报仇、以死殉夫的申屠娘子。《莽书生强图鸳侣》、《感恩鬼三古传题旨》则露骨地宣扬了因果报应和读书作官的思想。 其中也有少数故事内容较好，如卷八《贪婪汉六院卖风流》，叙贪官吾爱陶贪鄙凶残、鱼肉乡里事，反映了官场的黑暗，有一定暴露意义。 《龙图公案》返回目录 明代小说。记述宋代包拯审案断狱的故事。又称《龙图神断公案》，全名为《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10卷。安遥时编，序署“江左陶□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今通行本有繁简两种，繁本 100则，简本62则、63则、66则不等，均有听五斋（或题李贽）评语。 此书实为短篇小说集，而以包公贯串其篇，题材既有来自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也有采录史书、杂记中的材料，不少内容又是从《海公案》辗转抄来的，少数取自明代近事，除《乌盆子》写包公定州审乌盆事，出自元曲外，《厨子作酒》所写处斩孙都监父子事，《桑林镇》所写断立李太后事等，都久已在民间流传。这类情节，又为以后的《龙图耳录》、《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所吸取。又如《石狮子》，取自《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八《长水县》;《卖真靴》写周新之事见(《明史·周新传》)。《阴沟贼》、《斗粟三升米》、《地窖》等，几乎与《海公案》中的有关故事完全相类。《扯画轴》、《借衣》，则明显与《古今小说》中《滕大尹鬼断家私》、《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相近。 《龙图公案》的基本内容，大都是审理恃强凌弱、谋财害命以及□盗诈骗等案,书中以包公为正面人物,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其中有些故事，如《黄菜叶》、《狮儿巷》判斩皇亲国戚，《栽赃》揭露土豪伍和的狠毒，《鬼推磨》讥讽势利之徒，《屈杀英才》、《久鳏》抨击科举试官等，较有认识价值。同时书中也宣扬了不少封建伦理道德。如许献忠只取侧室（《阿弥陀佛讲和》）、黄玉姬断头救父（《三宝殿》）、周可立退银宿妻（《二阴□》）等，表现了腐朽的忠孝节义观念。《绝嗣》等则鼓吹了因果报应。书中又多神灵显圣、鬼魂告状、鸟兽报恩之类情节，荒诞无稽。 《龙图公案》中有的故事写得比较曲折生动，但全书题材冗杂，语言呆滞。鲁迅说它“文意甚拙，盖仅识文字者所为”（《中国小说史略》）。 《禅真逸史》返回目录 明代小说。清溪道人编撰，共 8集40回。另有《禅真后史》10集10卷60回，亦署清溪道人编次。“清溪道人”,一说是方汝浩,河南人；或说是方浩,字履先,浙江人，但潘镜若《三教开迷序》称“先严清溪道人”。则清溪道人当姓潘。编撰者尚难确考。 本书写南北朝时北魏林时茂为人正直,见义勇为,除恶锄□，后得3卷天书，又能呼风唤雨,召神遣将。第20回后，则以林的徒弟杜伏威、薛举和张善相为主角，他们本是含冤负屈者的后代，后来报仇雪恨，并成就一番大业，一个个由绿林豪杰变成朝廷命官，乱世英雄变而为治世贤臣。小说对道士僧人的伤风败俗行为有所揭露，对□人陷害好人深加指责。但人物性格描摹不够丰满。 《禅真逸史》的语言，通俗易懂而简洁流利，对话比较生动，且多能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不乏精工妙笔之处。 《禅真逸史》前有《凡例》 8条。标明创作意图说：“是书虽逸史，而大异小说稗编，事有据，言有伦，主持风教，范围人心。”书中说教气味较重。有的研究者还批评它“诞异不经，也多杂秽亵的描写”。 《醉醒石》返回目录 明末拟话本小说集。15卷,每卷1篇。署名东鲁古狂生编辑,其真实姓名不详。鲁迅认为是明代的作品,“所记惟李微化虎事在唐时,余悉明代,且及崇祯朝事，盖其时之作也”（《中国小说史略》）。江东老□《序》亦持此论。但也有人认为是清初的作品。原序中说：“李赞皇（唐代李德裕）之平泉庄，有醉醒石焉，醉甚而依其上，其醉态立失。”作者是抱着劝忠说孝等目的著此书来垂教训诫的。 作者提倡孤忠，反对“犯上作乱”。卷二《恃孤忠乘危血战,仗侠孝结友除凶》里说“人穷必为盗贼”,作者歌颂了除“盗”平“乱”的刘□、刘琏父子；卷十二《狂和尚妄思大宝，愚术士空设逆谋》嘲笑了想做皇帝的明果和尚,劝“为百姓的,都要勤慎自守,各执艺业,保全身家”。卷五《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赞扬了姚指挥妻妾舍命救孤祀的忠贞节烈。卷十四《等不得重新羞墓,穷不了连掇巍科》讥讽莫氏不能守贫,抨击莫氏改嫁，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至于宣扬天命有定、因果报应，鼓吹读书作官等思想，书中亦很突出。但其中有些篇什，至今仍有一定认识价值，如卷四《秉松筠烈女流芳，图丽质痴儿受祸》揭露了富豪勾结乡宦、官府强夺民女的罪行。卷七《失燕翼作法于贪，堕箕裘不肖惟后》对官吏的贪婪和科举的黑暗，作了比较真实的描写。卷八《假虎威古玩流殃，奋鹰击书生仗义》反映了官吏为了皇帝采办古董而乘机敲诈勒索的事实。卷十三《穆琼姐错认有情郎，董文甫枉做负恩鬼》写了官府催收钱粮的种种弊端。 鲁迅说，《醉醒石》“文笔颇刻露，然以过于简练，故平话习气，时复逼人”。从此书可以看出话本小说到明末清初已近尾声。 《醒世姻缘传》返回目录 明末清初小说。一名《恶姻缘》。“西周生”辑著，“燃藜子”校定。100回。卷首有□碧主人序、凡例八则及东岭学道人题记,大抵说明编写宗旨,在于借稗官野史，“以昭鉴戒”。同时说明书中“凡懿行淑举，皆用本名，至于荡检败德之夫，名姓皆从捏造”。 有说西周生即蒲松龄，此书内容情节和《聊斋志异》中的《江城》《邵女》等篇有许多相同之外，且本书中多山东方言土语，所写大半是山东淄川、章邱一带风俗习惯，因此蒲松龄作说比较可信。若非蒲松龄，这位作者当也曾在这些地方生活过。这书所记多顺治康熙间事，写作年代不会晚于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 《醒世姻缘传》是写两世姻缘。小说中的晁源，由于射杀仙狐，宠幸爱妾，逼死妻子计氏，死后托生为狄希陈，按照作者的安排，“大怨大仇，势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于是让死狐托生为薛素姐，计氏托生为童寄姐，成为狄希陈的妻妾。她们肆意凌虐狄希陈，报冤雪恨。以因果报应的方式，写出了地主阶级生活中的阴暗冷酷。作品广泛描写了封建社会里的城镇和都市的世情风俗，并尽情地刻画了地主官僚阶级的官场和家庭生活，把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的污秽、欺诈、罪恶作了比较充分的暴露。作者观察细致，把地主阶级各色人物生活惟妙惟肖地如实刻绘出来,有时于轻描淡写之中,显得十分冷隽而幽默。《醒世姻缘传》有清刻本、1936年世界书局排印足本，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附有胡适、孙楷第等考证文字等10种，颇便使用。 《古今小说》返回目录 话本小说集。明末冯梦龙纂辑。后改名《喻世明言》，与冯氏的另二种话本小说集《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大约刻于泰昌、天启之际(1621左右)。天许斋原刻本不著撰人，仅署“绿天馆主人评次”。凌□初《拍案惊奇序》说:“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颇存雅道，时著良规……。”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说：“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龙子犹、墨憨斋都是冯梦龙的别号，知《古今小说》及其他二言均系冯梦龙纂辑。 天许斋原刻本《古今小说》扉页识语称“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本”,又目录行首有“古今小说一刻总目” 8字。卷首绿天馆主人所作序也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可见冯梦龙原计划将120种小说在《古今小说》名下,分三集刊出，但以后实际上并未用“二刻”、“三刻”之名，而称作《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已刻《古今小说》在重印时，也改名为《喻世明言》。而《古今小说》一名，似又作为“三言”的总称来使用，如叶敬池本《醒世恒言》的封面即题《绘像古今小说醒世恒言》。衍庆堂本《醒世恒言》封面内页识语则仍称：“本坊重价购求古今通俗演义一百二十种，初刻为《喻世明言》，二刻为《警世通言》，海内均奉为邺架珍玩矣；兹三刻为《醒世恒言》……。”衍庆堂本《喻世明言》只24篇，封面题《重刊增补古今小说》。因为《古今小说》刻印后，天许斋失火，版片零落不全，所以改名重印时便只有24篇。实际上24篇中还包括取自《警世通言》的《假神仙大闹华光庙》，取自《醒世恒言》的《白玉娘忍苦成夫》和《张廷秀逃生救父》。各篇次序也与《古今小说》原刻不同。 《古今小说》所收话本，多数为宋元旧作，少数为明人拟作。《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属于宋元旧作，《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属于明人拟作。也还有一些作品可能是宋元旧作而经明人改编或作了较大加工的，如《新桥市韩五卖春情》、《闹阴司司马貌断狱》等。 《古今小说》40篇作品产生的时代包括宋元明三代，社会情况各不相同，直接以说话底本为基础加工而成的作品与后来摹拟话本创作的作品，内容、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但因为同属于一个小说发展系统，又描写题材都与城市生活有密切联系，所以它们仍有许多共通之处。 无论宋元话本或明代拟话本，都以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市井细民的作品最为引人注目，也最有价值。《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描写东京开当铺的张富爱财如命，欺凌一个乞讨为生的穷苦人，引起“小番子闲汉”宋四公的不平,夜间即去偷取张富的财宝,后来又与徒弟赵正戏弄拘捕他们的封建官吏，终致张富破产自杀。作品歌颂宋四公的见义勇为、蔑视官府，表达了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原望。《沈小官一鸟害七命》，通过一个机户的儿子爱鸟被杀的“公案”故事，描写了箍桶的、抬轿子的一类小人物的自私、愚昧。但更多的是表现城市普通群众在爱情婚姻上的离合悲欢的作品。《简帖僧巧骗皇甫妻》描写一姓洪的和尚，利用一个充当宫廷役使的小军官的颟顸粗暴，设下圈套，骗娶了他的妻子，这同《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一样，反映出当时社会黑暗的一方面。至于《李秀卿义结黄贞女》、《闲云庵阮三偿冤债》，描写商人出身的李英、阮华自择配偶，情之所钟，矢志不移,虽然结局不同,但都具有反封建礼教的意义。《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则是谴责对爱情的不忠行为，鞭挞负心男子。《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又表现不能容忍妻子的失身于人与对妻子的旧情难忘的内心矛盾，终于破镜重圆，反映出对“情”的强调和封建贞操观念的趋于淡薄。但为了迎合市民的低级趣味，这类作品往往有不少猥亵的描写。 除了爱情婚姻问题上反映市民的一些思想愿望之外，《古今小说》中的宋元话本尤其是明拟话本，还在一般道德行为方面突出地歌颂了朋友的情义，如《羊角哀舍命全交》、《吴保安弃家赎友》、《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等，借古代忠于友情而不计利害生死的故事，赞美“临难方知意气真”的精神，反映了市民群众在切身利益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团结互助、平等相待的内心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话本与拟话本直接写及了重大的现实政治题材，《杨思温燕山逢故人》表现北宋被金消灭后,宋人流落异邦的故国之思,《木绵庵郑虎臣报冤》表现对于弄权误国的□臣的痛恨，《杨八老越国奇逢》表现倭寇入侵带给人民骨肉分离的痛苦。特别是《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反映当代时事，描写反严嵩的斗争,表现出作者巨大的政治热情。可惜由于受到真人真事的局限，缺乏艺术提炼，使这篇作品显得结构松散，故事不够集中，人物形象不够鲜明。 《古今小说》中有一部分作品描写发迹变泰的故事，如《穷马周遭际卖□媪》、《赵伯□茶肆遇仁宗》等，反映出文人对功名富贵的向往，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至于宣扬宗教迷信与消极出世思想的作品，如《月明和尚度柳翠》、《陈希夷四辞朝命》等，则基本上属于封建糟粕。 今存版本，日本藏有天许斋《古今小说》原刻本与复刻本，但都残缺。今人王古鲁拍摄两书照片，互补残缺，成为一部较完善的本子，1947年由涵芬楼排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重印。1958年许政扬以重印本作底本，参考《清平山堂话本》、《今古奇观》，有所订正与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