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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榛 返回目录 明代诗人。字茂秦,号四溟山人,一号脱□山人。临清（今属山东）人。他年轻时刻意为歌诗，渐渐闻名于当世。入京后就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建立诗社，谢榛为长。但随着李攀龙的名声大□，再加上他论诗与李攀龙的意见有所不合，于是李攀龙与他绝交，王世贞等人袒护李攀龙而排挤谢榛。但谢榛诗名已著，从此他遍游诸藩王之间,先秦、晋，后燕、赵。他从布衣终其身,死在游历途中的大名。 谢榛论诗的主张主要表现在《四溟诗话》里。他的基本态度是与李攀龙、王世贞一致的，也是极力主张模拟盛唐，鄙视宋人，并且认为：“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岂有不法前贤而法同时者？”但与李攀龙等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取径较宽，认为初盛唐14家“咸可为法”，并且看到这些大家风格各有不同：“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薰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他强调，对这14家应“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 谢榛较重视诗歌创作中各有所得的“天机”和“超悟”。由此出发，他强调情真，不要摹拟太甚：“今之学子美者，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此摹拟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并且还强调“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的独创性。这些看法显然比李攀龙诗论开通和高明。 但是，谢榛尽管提倡“超悟”，提倡道他人所未道，其目的主要还在追求诗篇中的“警句”。他认为：“凡作诗先得警句,以为发兴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从客生。”而且认为这类“超悟”式的独特的警句，既可以通过“静室隐几，冥搜邈然”的办法，也可以通过“阅书醒心，忽然有得”的办法，这些都是脱离生活的错误门径。他的诗歌创作有时仅得佳句而难见完篇，这种现象正是他创作指导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谢榛的诗歌创作有两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因他长期转徙于公卿、藩王之间，过着类似乞讨的生活，所以其诗经常发抒他飘游中的凄苦情怀。如《夜坐感怀寄徐文山》等篇，苦情愁绪，溢于言表。他描写旅途的困顿也颇为真切精细：“凉雨何冥冥，黑云复浩浩。山行夜不休，破屋临古道。数口远相投，芜秽不及扫。园荒无主人，马散啮秋草。”（《雨中宿榆林店》）诗人也时常升腾起“他年学耕稼”（《春夜即事》）和“亦有逃禅意”（《暮秋夜柬宗上人》）的愿望。但实际上他仍然是到处奔波。二是由于他长期游历秦、晋、燕、赵，所以塞外风光常常出于笔端。象《塞上曲四首》、《胡笳曲》、《九月雪》、《冬夜闻笛》等诗，较为生动地描绘出“吹落梅花雪满山”、“菊花含冻不成秋”的景色，也表现塞外人们的风貌和情怀:“弯弧仰射双□下,日晚穹庐带雪归”,“野烧连山胡马绝,何人月下唱凉州？”有些诗歌还吐露出他期望良将守边的想法。他在《送许参军还都下兼寄严冢宰敏卿》里就大声疾呼：“三关父老且挥涕，当代应多卫霍俦！” 谢榛善长近体，五律更优。如《暮秋同冯直卿、秦廷献、李士美迎黄花山》：“深入黄花谷，高临玉女台。迎人千嶂出,随意一樽开。寒露垂瑶草,秋风扫石苔。子长耽胜绝，猿鸟莫相猜。”句烹字炼，表现出他风度端凝的艺术功力。此外，他的一些七绝也能节制精严、神采焕发，如《怨歌行》等，抒发情怀，颇为蕴藉。 王世贞 返回目录 明代文学家。字元美,号凤州,□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自幼有才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初任刑部主事，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相唱和，继承并鼓吹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屡迁员外郎、郎中。为官正直，不附权贵。杨继盛下狱，时进汤药，又代杨妻写申疏，杨死又备棺殓尸，严嵩对此十分嫉恨。吏部两拟提学，皆不用，出为山东副使。其父王□以泺河失事，被严嵩构陷下狱。王世贞与其弟世懋日伏严嵩门外求宽免，而王□终被处死。兄弟号泣扶柩归。隆庆初，兄弟伏阙讼父冤。其后官至刑部尚书，病逝乡里。 其始,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李死后,又为文坛领袖20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明史·王世贞传》）。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等名目，可见其影响甚大。 王世贞的文学观主要表现在《艺苑卮言》里。虽然他并未脱离前七子的影响，仍然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其学问淹博,持论并不似李攀龙那样偏激,故时露卓见。他虽然十分强调以格调为中心,但也认识到:“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卷一)这就将创作者的才思与作品的格调密切联系起来，看到了才思生格调、格调因人而异的必然性，实为李梦阳、李攀龙所未发。王世贞虽然也主张从学古入手，但他特别注意“捃拾宜博”，强调“渐渍汪洋”，最终要求“一师心匠”。并且认为，唯有这样，创作方法才能“由工入微,不犯痕迹”,达到“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的地步。这显然与一味主张模古范型者有别。到了晚年，他的文学思想更有一些显著变化。他自悔40岁前所作的《艺苑卮言》，并悟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守诗选序》）的道理，有取于宋元之诗，还称赏归有光的散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归太仆赞》）。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首领，他也觉察到复古的流弊，标志着统治明代中期100余年的复古思潮已濒临绝境。 从王世贞《乐府变》的序言来看，他主张创作要继承《国风》批判现实精神，他要求诗歌要不避禁纲，批评时事,以成一代“信史”,实属难能可贵。所以他的诗歌有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现实感较为强烈。《钧州变》无情地揭露了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袁江流铃山岗当庐江小吏行》在浓墨铺叙了严嵩父子横行不法，造成“不复问诏书,但取相公旨”的局面之后,谴责了他们“负国”的累累罪行,义正辞严,气势磅礴。《太保歌》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写了陆炳生前“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荆棘”的嚣张气焰和死后金宝尽流离，妻子尽逐故郡，兄弟作长流等的凄凉景象,其中寄寓了诗人无限感概。王世贞不仅对封建统治阶级里的腐朽势力有所抨击，还对君王进行了旁敲侧击的嘲讽。如《正德宫词》之四，对沉湎酒色的武宗有所讽谕；又如《西城宫词》之六，对听信道士胡言，选少女炼丹铅的世宗也极尽揶揄。此外，王世贞的咏史诗，通过对“固始祠中”的许忠节公犹有“父老椎牲考钟鼓”的赞叹，通过对“丈夫变名难变心，此心在宋不在身”的文天祥的崇敬，也流露了诗人的政治理想。 王世贞诗歌取材赡博,纵心触象,都能化为诗料，形诸歌咏。除了一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的作品外，诸体诗中都有一些颇见艺术匠心的佳作。他的某些乐府诗不刻意范古，甚见诗人才思，如《将军行》铺叙丰腴，中带古劲，纵横开阖，很有气势。他的有些律诗既有高华宏丽的气象,又能注意错综变化,迥旋自然，有相当功力。王世贞七绝最有特色,在其诗歌创作中较少模拟痕迹,能够意到调成,自然宛转。如“新传牌子赐昭容,第一仙班雨露浓。袋里相公书疏在，莫教香□湿泥封”（《西城宫词》之二），在舒缓的调子里，暗藏讽刺，弥有风趣。王世贞的“涵星砚” 王世贞亦能词，如〔浣溪沙〕“窗外闲丝自在游”在抒写清愁淡怨时，善于借助景物渲染，烘托其凄凉情绪。又如〔忆江南〕“歌起处”以“斜日半江红，柔绿篙添梅子雨”，勾勒江南景色，颇能传神。但他的词因受传统束缚较大，内容狭窄，题材单调。 此外，王世贞对戏曲也有研究。他的曲论见于《艺苑卮言》的附录，即《□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二。后人摘出单刻行世，题曰《曲藻》。王世贞已较深刻地认识到戏曲艺术的美学特点，“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关键在于“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锺、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由此出发,他认为戏曲成功与否首先在于是否“动人”。他称赏《荆钗记》，因为它“近俗而时动人”；他批评《香囊记》，因为它“近雅而不动人”。这是他戏曲观的精华处。《曲藻》在引述前人曲论时，或赞成，或驳难，都颇精当。 又传奇戏曲《鸣凤记》,一说为王世贞所作。也有人疑此剧是王的门生所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戏曲及时地表现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自《鸣凤记》始。贯串全剧的矛盾冲突是震动朝野的严嵩集团与反严嵩集团的政治斗争。作者揭露了严嵩父子专权纳贿、祸国殃民，手下的狐群狗党趋炎附势、凶残横暴。《严嵩庆寿》、《端阳游赏》、《文华祭海》等出,都有生动刻画。同时,作者又着意渲染杨继盛等人不畏权□、不惧牺牲的精神。《灯前修本》、《夫妇死节》等出，不仅塑造了刚烈忠臣杨继盛，而且还表现了深明大义的杨夫人。为作品内容所决定，此剧在艺术上突破了以生旦悲欢离合贯串全剧的惯套。但剧作将矛盾的解决寄托给嘉靖皇帝，亦表现了一定的局限。剧作结构有些松散，人物纷繁，且多数缺乏性格特征，是其弱点。 王世贞十分熟悉明代典故、史事。他的《□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记述盛事奇事、首相传略、朝野轶闻,均是有史料价值的著作。其中有一些颇涉谈谐、文笔清新的小品散文。 著有《□州山人四部稿》 174卷，《续稿》 207卷，《□山堂别集》100卷,《嘉靖以来首辅传》8卷,《觚不觚录》1卷,《读书后》8卷；还编纂《画苑》10卷,《王氏书苑》10卷。 《国雅品》返回目录 诗评著作。1卷。明代顾起纶著。起纶，字更生,号元名，一作元言,无锡（今属江苏）人。生卒年不详,约嘉靖至万历初在世。官至郁林州同知。有《句漏集》、《赤城集》和《国雅》。《国雅》60卷,是明代诗选,书前有“品目”1卷,即此书。丁福保将它抽出，编入《历代诗话续编》。此书仿照钟嵘《诗品》例。对选本中的“名家”加以品评。所列诗人，上起明初，下迄嘉靖末，共237人。依身份区别为士、闺、仙、释、杂等5品。对各品内诗人“□从世代编次，非敢谬诠甲乙”。其中列品而未加评语者74人。书中推崇严羽诗论。说“前贤叙论,代有高鉴,惟严仪卿一家，颇称指南”，又对徐祯卿《谈艺录》、谢榛《四溟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等表示赞赏，多有称引。宗旨大抵并尊前、后七子而偏向徐祯卿、王世贞等近于神韵者,所以提倡“幽逸情性”、“圆如贯珠”，反对显露、“蹊径”、食古不化。所列诗人虽未免有庸杂者，但保存了明代诗坛和诗人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诗薮》返回目录 诗话著作。撰者明代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号石羊生，又号少室山人，兰溪(今属浙江)人。广涉书史，记诵淹博，多所撰著，主要有《少室山房类稿》等。《诗薮》分内、外、杂、续4编，共20卷。内编6卷，以诗体为纲,自古体杂言至近体绝句。外编6卷，以朝代为序，自周、汉至元。杂编6卷，是补遗与考证。续编2卷，评述本朝诗，自洪武至嘉靖。胡氏受王世贞推引登上文坛，被列为末五子之一。此书主旨即在阐发前七子、后七子的格调说，辨析不同诗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格,提倡取法于诸体方盛之时，以达到格高调正。在前后七子之中，胡氏实际上倾向何景明、王世贞之论，所以倡格调而兼神韵，认为“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此书虽非开派创新之作，但对认识明中叶前后七子之文学思潮很有裨益。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中亦时有可取见解，如说《庄子》、《列子》之文最接近于诗，杜甫格调实与盛唐大别,苏轼、黄庭坚用事而为事障,程颐、邵雍谈理而为理障等。此外，此书搜集、记述历代诗人、诗篇、诗论情况甚为丰富，对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均有较大资料价值。 现存主要版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校本为最善。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八年胡氏少室山房原刊本最早,惜为残本，仅内编古体3卷，外编周汉、六朝、唐上3卷。南京图书馆藏日本贞享3年重刊明本较全。清末广雅书局刊本较通行，但非足本，缺外编宋、元 2卷与续编，亦多讹误。 王骥德 返回目录 明代戏曲作家、曲论家。字伯良，一字伯骏，号方诸生，别署秦楼外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王骥德是徐渭的弟子。与沈□也过从甚密，曾为沈□的《南九宫十三调谱》作序。他还在声韵方面得到过孙如法的“指授”，与吕天成、王澹翁等，也有密切的往来。 王骥德曾作杂剧 5种，今仅存《男王后》，传奇戏曲4种，仅存《题红记》。 《题红记》初稿为王骥德祖父少时所作，原名《红叶记》,由传说故事“红叶题诗”敷演而成。王骥德“稍更其语，别为一传，易名《题红》”，《男王后》写临川王宠纳男色，两剧均不见佳。 王骥德还曾著《南词正韵》,校注《西厢记》、《琵琶记》二剧。诗文有《方诸馆集》，散曲有《方诸馆乐府二卷》，曲论有《曲律》 4卷。他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在校勘和注释上都较为精细。 《曲律》在中国古典曲论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全书共 4卷，分40节，内容涉及戏曲源流、音乐、声韵、曲词特点、作法，并对元、明不少戏曲作家、作品加以品评，其中颇多精湛的见解。 《曲律》中论述了南北曲源流、南北曲的不同的风格。叙述了调名、宫调的来源，并为沈□《南曲谱》增补词调33章。在阐述声律与音乐、歌唱的关系时，基本上接受和承继了沈□的“合律依腔”的观点。认为字音平仄、四声阴阳、务头的斟酌、字音的辨别、闭口字的运用，都要严守规矩，与歌唱协调一致。他认为周德清《中原音韵》系为北曲所设，南北曲四声有别，南曲自有南方之音。为此，他作《南词正韵》规范南音。明代天启四年毛以燧刻本《曲律》 在戏曲语言上,王骥德也和沈□一样，主张本色,力诋明初邱□、邵灿等人作品中骈四骊六，绮绣满眼的头巾气。但王骥德与沈□在对本色的具体认识上不尽相同。沈□认为所谓本色就是指民间俗言俚语的运用。而王骥德认为“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他不是泛泛地反对戏曲语言的文采，而是认为“文词之病,每苦太文”,也不是片面地理解本色。指出“本色之弊，易流俚腐”。他认为“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汤显祖）一人──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并且委婉地批评了沈□欣赏个别的“庸拙俚俗”的曲语。这种认识比沈□高出一筹。 《曲律》的另一主要内容是对传奇章法、句法、字法等的论述。他主张传奇要注意间架结构、剪裁详略。“传中紧要处，须重著精神，极力发挥使透”，引子要“勿晦勿泛”，过曲中“大曲宜施文藻，然忌太深，小曲宜用本色，然忌太俚”；尾声“以结束一篇之曲，须是愈著精神，末句更得一极俊语收之，方妙”，宾白要“明白简质”，要“美听”；俳谐要“以俗为雅”等等。 《曲律》的“杂说”部分，多是品评元、明诸作家和南北曲作品的得失，其中对元杂剧及明代传奇的作家、作品的评论有许多可取的观点，如他认为：《太和正音谱》中涵虚子品目并不确切；马致远“于《黄梁梦》、《岳阳楼》诸剧，种种妙绝，而一遇丽情，便伤雄劲”；而王实甫“于《西厢》、《丝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剧多草草不称”,二人各有擅长；论曲应当看整个作品,不应以个别字句概其高下等等。 前此的戏曲论著大多着重于对作家、作品的简略评述，记录作品目录，作家、演员轶事以及关于戏曲体制、流派、制曲方法的简单记录。王骥德第一次对南北曲的创作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比较详尽的探讨。这部论著的出现，与明代中叶戏曲的繁荣、沈□等人在戏曲声律上的建树，当时戏曲界以沈、汤为首的争论都有关系。 王骥德虽是吴江派的中坚人物，但他对沈□和汤显祖都有公正而较为中肯的评价。他说沈□“其于曲学，法律甚精,汛澜极博。斤斤返古,力障狂澜,中兴之功,良不可没”,充分肯定了沈□规范曲律,反对“案头剧”的功绩。同时他也指出：“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的问题。他肯定汤显祖“尚趣”，曲词“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才情恣肆，文章动人。然而也指出汤显祖字句平仄，略短于法，“屈曲聱牙，多令歌者□舌”的缺陷。他虽然承继了沈□的声律理论,却能不囿于门户之见,因而使自己的《曲律》能兼采众家之长，比沈氏更进一步。 《历代诗话》返回目录 诗论著作。清代吴景旭撰。景旭，明末清初人，生卒年不详。字旦生，一号仁山。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人。筑堂名南山，有《南山堂自订诗》。此书以天干数分为10集，共80卷。评论《诗经》、《楚辞》、《赋》、《古乐府》、《汉魏六朝诗》、杜诗、唐诗、宋诗、金、元诗及明诗。每条各立标题，先引旧说于前，后杂采诸书以相考证，或辨是非，或参异闻，或作引申，或加补缀；其自主新说时则列诗篇于前，而以己意作发挥。但主要解释词句，并无系统条贯的理论主张。此书取材宏富，兼能钩贯众说；但所引不尽采自原书，且贪多务得，失于检择，还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如庚集二以庾肩吾为唐人之类。此书有嘉庆刊本，另有吴兴嘉业堂刊本，属《吴兴先哲遗书》，其中错字甚多。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标点出版，是目前流传的佳本。 《历代诗话汇编》返回目录 诗话丛书。清代何文焕辑。文焕,字也夫,嘉善（今属浙江）人。此书共收诗话27种，起自萧梁，迄于明代。计：梁代钟嵘《诗品》1种;唐代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共2种;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刘□《中山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吕本中《紫微诗话》、许□《彦周诗话》、叶少蕴《石林诗话》、强幼安《唐子西文录》、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姜夔《白石诗说》、严羽《沧浪诗话》及尤袤（或廖莹中）《全唐诗话》共16种；元代蒋正子《山房随笔》、杨载《诗法家数》、范□《木天禁语》及《诗学禁脔》共4种;明代徐祯卿《谈艺录》、王世懋《艺圃撷余》、朱承爵《存余堂诗话》、顾元庆《夷白斋诗话》共4种;末附何氏自撰《历代诗话考索》 1种。书成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所选以议论精确,文笔有致,能发新义为标准，但对于一些内容可采而传本讹误较多、时无善本校订的诗话，则不予收录。即便如此，刊本仍有不少讹误。1981年中华书局校点本出版时，参考别本，对所收诸书全部作了校勘，补其残缺，改正误文及清人避讳字。其中《临汉隐居诗话》1种,因原刊残缺过多，用知不足斋丛书本抽换。 《历代诗话续编》返回目录 诗话丛书。近人丁福保编。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此书为补清代何文焕《历代诗话》的挂漏未备而编，1916年上海医学书局印行，共收诗话29种。计有：唐代孟□《本事诗》、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等 4种；宋代吴聿《观林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等12种；金代王若虚《滹南诗话》1种;元代吴师道《吴礼部诗话》等3种;明代谢榛《四溟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等9种,共78卷。其中《观林诗话》、《艇斋诗话》、《藏海诗话》、《岁寒堂诗话》、《逸老堂诗话》等,皆世所罕见,或仅存孤本。而《升庵诗话》则系丁氏搜集诸本改编而成，较《函海》本《升庵诗话》、《杨慎诗话补遗》为优。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对孤本以外的其他诗话，均参照别本作了校勘，对《升庵诗话》则又增辑了丁氏遗漏的18条，并编制了《历代诗话续编人名索引》附于书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