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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论》《抱朴子》《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古诗纪》《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古诗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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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论文》返回目录 三国时期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论文》是其中的一篇。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文章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第四，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 《典论·论文》的出现，与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有密切关系。当时文人不仅致力于创作，互相切磋之风也颇盛。曹植《与杨德祖书》，陈琳《答东阿王□》，曹丕、曹植各自的《与吴质书》等，都讨论过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作者的个人“好尚”问题，也曾议论过“今世作者”的创作特色，以及相互取长补短等问题。《典论·论文》实际上是对这些讨论的一个总结。这篇专论的出现，反过来也对提高文学的社会地位，促使作者们重视创作个性，提高创作质量，起着积极的作用。 《文赋》返回目录 西晋文学理论论文。陆机作。陆机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并总结前人的经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对于文学创作构思过程中的想象问题和感兴问题的论述尤为精辟。 陆机是西晋的著名作家，深知创作的甘苦。在序言中，他自称“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他写作《文赋》的目的，就在“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唐代陆柬之书陆机《文赋》 作者认为创作的来源是由于外界事物的激发或受前人作品的启示。即所谓“□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作者强调的是对自然景物的感受和书本知识的影响，而忽视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一缺陷和陆机本人注重辞藻、多拟古之作的创作倾向有关。但他强调外界事物对作家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从这种思想出发,他认识到创作应该“意”“称物”,“文”“逮意”。所以他对创作的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经过这样专心致志的想象和构思,然后能做到“情□□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即内在的朦胧的文情逐渐清晰，外在的鲜明的物象纷至沓来。作者对所描写的事物必须有深切的感受：“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这样，也才能从“群言”、“六艺”中撷取精英，造意修辞，进行独特的创造。 作者认为经过构思的阶段，便要考虑结构、布局、剪裁、修辞等表现手段。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第一,是“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一方面要注意铨衡去留，作到辞意双美；另一方面要“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同时还要防止意兴偏枯,唱而靡应；妍蚩相匹,应而不和；情寡词浮,和而不悲；绝曲高声,悲而不雅；古调质词，雅而不艳等毛病。第二，是正确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者虽强调辞藻，仍认为内容是主要的。他说：“理扶质以立□，文垂条而结繁”，他认为轻视内容而仅追求形式，则成了“徒寻虚而逐微”，结果必然是“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第三，是要在众多的形象中去进行选择和概括；有时要先树要领，有时要后点主题；有时从晦到明，逐步阐述，有时又求易得难，须要层层深入；有时文章枝□虽具而根本未安，有时文章的根本已立而枝节未妥；有时感到招来即得，有时又感到煞费经营。总之，必须“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以期达到“笼天地於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文赋》对创作的“感兴”也就是“灵感”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作者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他形容创作灵感的出现与消失均极形象，是他的深切体会。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陆机首先提出的。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则本之陆机。沈约、陆厥、萧子显等人，虽然也有类似言论，却远不如陆机谈得具体。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这个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因而认为它是不可知而且无能为力的。他只能根据实际经验形象地描写了这一现象。 《文赋》中对各种文体及其与风格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们由于性情的不同，对文风的好尚也各异,“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这实际上是更明确地发挥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说法。他把文体分成10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种分类比曹丕所分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要细致得多，并且已经奠定了后来《文心雕龙》、《文选》等书关于文体分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曹丕所分“四科”,并未对文体本身的特点作什么说明,如关于“诗赋”，只说到“欲丽”的要求。陆机则具体地说到了诗的作用在于缘情，而赋则在体物。后来许多人往往以缘情、体物作为诗、赋的一种专称。更重要的是他用缘情、体物二词概括诗和赋的特点，正体现了魏晋人的文学观。在此之前的战国秦汉人大抵赞成诗言志 (《尚书·尧典》)之说,重在表现思想而不是表达感情；两汉论赋，又多强调讽喻之意。陆机的主张却强调了诗要表现作者的感情；而对赋也强调体物图貌等艺术特点。他这种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强调作品的艺术特点，使之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文赋》对声律的探讨也体现了魏晋人的观点。据《颜氏家训·音辞篇》记载，从汉末孙炎创反切以后，“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北魏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字表》讲到晋代吕静仿魏李登《声类》，作《韵集》 5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魏书·江式传》）。陆机正式吸取了这些成果，提出了文章的音律问题：“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在创作中，确实也比较注意音律。他现存的诗作中，有一些已比较接近后来的近体诗。虽然当时尚无四声之说，但从西晋开始，已有宫商之说(张敏《头责子羽文》)。在陆机以后，颜延之、范晔、谢庄等也讲过作诗的宫商问题。这种理论为沈约创造“四声八病”说及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文赋》的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件大事。它首先通过作者自身经验，综述了创作过程。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中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但陆机探讨文学创作，多半是凭自己和前人的经验，往往只能言及现象而不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所以今人钱钟书说:“《文赋》非赋文也,乃赋作文也。机于文之‘妍蚩好恶’以及源流正变，言甚疏略,不足方刘勰、钟嵘；至于‘作’之‘用心’、‘属文’之‘情’，其惨淡经营、心手乘合之况，言之亲切微至,不愧先觉,后来亦无以远过”(《管锥编》)。历来的批评家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说到“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总术篇》）。又说：“陆赋巧而碎乱”(《序志篇》)。这些批评还是恰当的。后来的论者批评陆机，往往就他“诗缘情而绮靡”等语着眼，认为“绮靡重六朝之弊”（明代谢榛《四溟诗话》）；“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纪昀《云林诗钞序》）。谢榛、纪昀二人的批评就未免过当。至于称道他的，则多着眼于他对创作构思的论述。如清代邓绎《日月篇》中认为从刘勰到苏轼等人关于感兴的见解，“亦多胎息于陆”。 陆机的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存在着一些矛盾。如他主张“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然而他的创作却常被人指责为过于繁缛。这一点,其弟陆云和同时人张华都向他提到过。后来东晋孙绰说“陆文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篇）；《文心雕龙·议对》篇说他一些文章“腴辞弗翦，颇累文骨”。《文赋》又强调“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受而必捐”。但他的拟古诗12篇及某些乐府诗多数是因袭前人之作的原意，仅仅更换一些辞句或添加藻饰。这可能就是他自己说的“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当然,那些拟古之作可能是他早年所写,而《文赋》则是晚年所作。关于《文赋》的写作年代，旧说依据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一语认为系少年时作，但据今人周振甫考证，当作于他40岁以后。那么《文赋》中关于创作的理论,或许是他后来的认识。所以在《文赋》中,他曾慨叹：“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 《文赋》全文载于《文选》。今人郭绍虞主编的《历代文论选》有较详的注释。张少康有《文赋集释》，收集颇富，注释亦详。 《文章流别论》返回目录 文学理论专著。晋挚虞撰。挚虞(?～311)，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晋泰始年间举贤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乱饿死。 《晋书·挚虞传》载，他“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后人把《流别集》中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断散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 《文章流别论》是关于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的专论，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评价。 文中发挥了儒家传统的文艺思想，强调文章的人伦与王泽的教化作用;主张诗以“四言为正”,“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对浮夸侈靡的文风,如指出“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犯了“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过，则是可取的。 挚虞所采用的评论文体的方法，与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所讲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著述纲领有相类似之处。所以，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挚太常集》的《题辞》说：“《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矣。”说明它对南朝文学理论专著有着重大影响。 《抱朴子》返回目录 东晋道家理论著作。晋葛洪撰。葛洪（284～364），字稚川，两晋时学者、文学家。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曾为司徒王导主簿，又被徵为散骑常侍、大著作，不就。后赴广州，在罗浮山炼丹。 《抱朴子》今存“内篇”20篇。论述神仙、炼丹、符□等事，自称“属道家”；“外篇”50篇，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自称“属儒家”。“外篇”中《钧世》、《尚博》、《辞义》、《文行》等篇有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 葛洪的文学思想深受王充和陆机的影响，并有所发展。他要求文章发挥社会作用，移风易俗，讽谏过失。认为“立言者贵于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誉为高”（《应嘲》）。他反对贵古贱今，认为今胜于古，指出“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钧世》）。他认为文学风气当随时推移，指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钧世》）。葛洪提倡文学创作要雕文饰辞，并主张德行与文章并重。他说：“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馀事，未之前闻”。他还进而提出“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尚博》）的论点，从而突破了儒家德本文末的思想藩篱。 此书通行的版本有《四部丛刊》影明本、《汉魏丛书》本、《诸子集成》本。 《玉台新咏》返回目录 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南朝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收诗769篇,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 1卷，共为10卷。除第 9卷中的《越人歌》相传作于春秋战国之间外，其余都是自汉迄梁的作品。《玉台新咏》在流传过程中，曾经一些人窜乱，所以有人怀疑此书非徐陵所编，而出于稍后的人之手。但此说尚不足以成为定论。 据徐陵《玉台新咏序》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从内容的广泛性看，它不如成书略早的《文选》。但它和“以文为本”作为收录标准的《文选》比较，也有独自的特色。如它不如《文选》那样选录歌功颂德的庙堂诗。入选各篇，皆取语言明白，而弃深奥典重者，所录汉时童谣歌，晋惠帝时童谣等，都属这一类。又比较重视民间文学，如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此书。它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句，收录达一卷之多，对于唐代五言绝句这一诗体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它不如《文选》那样不录在世人物之作，选录了梁中叶以后不少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作比“永明体”更讲究声律和对仗，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近体诗”的成熟过程。书中收录了沈约《八咏》一类杂言诗，也可以据此了解南朝末年诗和赋的融合以及隋唐歌行体的形成。《玉台新咏》所选诗篇又有可资考证、补阙佚的，如所收曹植的《弃妇诗》，庾信的《七夕诗》，为他们的集子所阙如，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女作家的作品，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 《玉台新咏》虽有一些情调不大健康的作品，但是表现出真挚爱情和妇女痛苦的作品也不少。如《上山采蘼芜》、《陌上桑》、《羽林郎》等作品，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孔雀东南飞》详尽地写出一个封建家庭悲剧的全部过程。这都说明《玉台新咏》所录诗作并非全是艳情诗。 现存的版本以明无锡孙氏活字本为早，《四部丛刊》有影印本。明末赵均有覆宋刊本，后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清吴兆宜的注释及纪容舒的《考异》都曾参考赵本。 《乐府诗集》返回目录 上古至唐五代乐章和歌谣的总集。所收作品以汉魏至隋唐的乐府诗为主,全书共100卷。编者郭茂倩。南宋初期人。祖籍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生卒年及经历难以确考。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所用的乐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差。但总的来说，它所收诗歌，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总籍。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后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纂的。 它的编次是把每一种曲调的“古辞”（较早的无名氏之作）或较早出现的诗放在前面，后人的拟作列于后面，使读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诗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响。例如，“相和歌辞”《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书·乐志》中,仅载了曹操的拟作,而在此书中却录有汉代古辞。曹操的拟作虽然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高于“古辞”，然而要说明这种曲调的来源及其本意，就远不如古辞明显。又如《陌上桑》这个曲调,据《古今乐录》本是汉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在《宋书·乐志》中却只录了曹操、曹丕的拟作和晋乐所奏的一首改写屈原《九歌·山鬼》的诗；至于《陌上桑》的古辞却列入了“大曲”一类。在《乐府诗集》中，则首先著录古辞，使读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过是依古辞的曲调而拟作的新辞。此书还把后人各种拟《陌上桑》而作的诗,都附在后面,如《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见，《陌上桑》对后来文人的种种影响。又如，把陆机的求仙诗《东武吟行》和鲍照的《代东武吟》编排在一起，可见同一曲调，可以谱写成内容完全不同的各种诗歌。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的介绍和说明。书中这些说明征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未可信从。 《乐府诗集》也存在一些缺点。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大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关于此书的分类,近代学者也曾有过争论。如书中的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的界线，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清商”乃汉魏时的“清商三调”，郭茂倩把“吴声歌”、“西曲歌”称为“清商曲辞”，而把汉魏的“清商三调”归入“相和歌辞”是承袭了南宋郑樵《通志》之误。黄节不同意梁说，他认为汉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晋“清商三调”中包含有“相和歌”十一曲。至于隋唐以后,魏晋“清商曲”的曲调亦已不传，所以郑樵所列“清商”,只录晋以后的南方民歌(《〈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 《乐府诗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残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旧抄本配补。今通用1980年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古诗纪》返回目录 古诗总集。原名《诗纪》。明代冯惟讷(1512～1572)编。冯惟讷字汝言，号少洲。山东临朐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以光禄卿的身份离职。擅长诗文，曾纂集书籍多种，著有《冯光禄集》。 《古诗纪》156卷。前集10卷,录先秦古逸诗；正集130卷,录汉至隋代诗歌；外集4卷,录古小说、笔记中所传仙鬼之诗;别集12卷,选录前人对古诗的评论。它收罗宏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专门搜辑古诗的总集。后来编辑总集的，如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即多从此书取材；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更以它为蓝本。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是在此书与丁书基础上重加考订增补而成。 此书有冯氏原刻本，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吴□校刻本，明万历间海宁方天眷重订吴氏刻本等。清代冯舒有《诗纪匡谬》1卷，订正原书的缺失,较为精核。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返回目录 汉到隋的诗歌总集。近人丁福保（1874～1952）编。丁福保，字仲祜，号畴隐。江苏无锡人。早年肄业南菁书院,研究语言文字之学。后留学日本习医。归国后,曾任教南北，致力于古籍整理，兼行医道。1912年，在上海创设医学书局，出版医学及佛学等书籍。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54卷，依时代次序分为11集,意在前接《全唐诗》。此书以明代冯惟讷《古诗纪》为根据,取其正集中自汉至隋诗歌,并参酌清代冯舒《诗纪匡谬》,加以修订而成。丁氏亦自加按语。卷首有《绪言》,指出明清人编纂诗集之误。此书网罗两汉以下800年间的诗歌，力求齐备，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出版以前最为便用的古诗总集。但此书基本沿袭二冯之书。如《诗纪》所辑未注出处来源,丁氏照录,未作细致的考核补苴。《匡谬》有误亦未加辨正。所选上限仅及西汉，舍去《古诗纪》内《前集》10卷中歌谣、逸诗等先秦诗歌，亦为一失。原有印本，有1959年重刊断句排印本。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返回目录 先秦至隋的诗歌总集。135卷，今人逯钦立(1910～1973)纂辑。逯钦立,字卓亭，山东□野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裒集先秦、汉、魏、六朝诗歌的总集,明代有冯惟讷的《诗纪》，近代有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前者失之芜杂，真伪不辨；后者虽然力纠前失，但匡谬未尽，又失收先秦的歌谣逸诗。二书均不标注引录出处。 逯钦立此书的优点是：①取材广博。隋代以前的作品，除《诗经》、《楚辞》外，凡歌诗谣谚，悉数编入。引用四部群籍达300种。②出处详明。每诗,必注明见于何书何卷，即或片辞只韵，无一例外。③异文翔实。各书的异文，或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乃至前人的校勘成果，凡足资参考者统予记录。④考订精审。书中按断多有独到见解。⑤编次得当。依据作者生卒先后分卷编次，能显示出同期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易于比较不同的诗风和流派。惟未及最后定稿，纂集者即告谢世，所以不免间有疏误。但统观全书，在同类书中仍属最为完善和使用方便。此书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 《古诗选》返回目录 汉代至元代五、七言古体诗选集。清代王士□(1634～1711)编。王士□是清初的诗坛盟主,以禅宗的哲理说诗,标榜“神韵”,宣扬玄虚缥缈的“妙悟”和“兴会”。 《古诗选》的编选，意在阐明古今五、七言诗的流变，也是为他的诗歌理论选出一部创作“范本”。 全书32卷。前17卷选汉至唐的五言古诗，后15卷选先秦至元的七言古诗。编者持“源流”、“正变”之说，五言部分两汉的作品几乎全部录入，魏晋以下，选择逐渐从严；七言部分的选择较宽，“大旨以杜为宗，唐宋以来，善学杜者则取之”。凡是入选之作，一般不失为该作家比较好的作品。全书大体反映了唐以前五言诗及宋以前七言诗发展的概貌。 《古诗选》也存在不少的缺点。唐代的五言古诗，王氏仅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王氏虽然推尊杜甫,说“诗至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然而五言部分不录杜甫一首，白居易的名字竟不见于全书。在所选录的诗中还有因袭旧说而误标作者的情况。 有乾隆间闻人□注本，名《古诗笺》。较通用的为乾隆年间芷兰堂初刻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标点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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