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古诗源》《采菽堂古诗选》《八代诗选》《汉魏乐府风笺》《木兰诗》《七十家赋钞》《后汉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 |
|
|
|
《古诗源》返回目录 先秦至隋代的古诗选集。清代沈德潜(1673～1769)编选。全书14卷，收录诗作 700多首。沈德潜在序中说，诗至唐代为极盛，古诗又是唐诗的源头，所以“溯隋陈而上，极乎黄轩，凡‘三百篇’、楚骚而外，自郊庙乐章讫童谣里谚，无不备采”，“于古逸存其概，于汉京得其详，于魏晋猎其华，而亦不废夫宋齐后之作者。既以编诗，亦以论世。使览者穷本知变，以渐窥风雅之遗意”。可见他编选的范围和宗旨。书中所录诗歌，大体上包括了唐以前历代的代表性作品，诗后评语也不乏精当或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沈德潜是一位有眼光的选家。他在此书中选录了大量的古代歌谣、汉魏六朝乐府，于建安诗人中肯定曹操、曹植，于两晋诗人中推崇左思、陶渊明，于刘宋诗人中表彰二谢和鲍照，于北朝诗人中标举庾信。可见它在艺术上反对绮靡雕琢，在思想上也是比较注意社会内容的。这些看法固然在唐代以来的诗歌论著中并不罕见，然而《古诗源》通过选诗的实践体现了这些看法，因此这部选本就受到重视。 《古诗源》对郊庙之作收录略多；对于一些出自依托的作品，也一仍旧说而未加裁弃。同时，沈氏对南朝民歌也怀有偏见，以为属于“郑卫之音”而摒去不收。 通行本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和中华书局排印本。 《采菽堂古诗选》返回目录 汉魏六朝诗选集。一名《采菽堂定本汉魏六朝诗钞》。38卷，附补遗 4卷。编者陈祚明(1623～1674)，字胤倩，号嵇留山人，其书室号采菽堂。杭州人。清顺治十三年(1656)入北京，以清客身份遨游公卿间。工诗，取法唐人，格律精整。存诗集《嵇留山人集》21卷，本名《敝帚集》,收录1655至1673年之间所作,按年编次。《采菽堂古诗选》的撰辑在1659至1663年之间。陈氏死后，康熙四十八年(1709)，由他的学生翁嵩年刊行。 此书是以明冯惟讷《古诗纪》为底本编选的。大略起自汉代，迄于隋代。杂收汉魏六朝乐府和文人的诗作。全书前有凡例,说明选诗宗旨,并对作家作品有简单分析评论。每首诗后都有评语。诗题下常有解题。对入选作家有简介。陈氏崇信《文选》，推尊陶渊明，于陶诗几乎全录；此外，则多取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谢□、沈约、庾信等家。其评语以及对于艺术手法的分析和前后句义的说明，重在个人感受，多为后来的选诗家引用。 清代乾嘉以来，《古诗源》大行于世，《采菽堂古诗选》通行不广。 《八代诗选》返回目录 自汉至隋代的诗歌选集。近代王□运(1832～1916)编。王□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入曾国藩幕府。光绪末年,主持四川尊经书院。民国初年，被任命为国史馆馆长。 王□运是清末著名文人,诗宗汉魏,曾提出过“唐无五言”的偏激主张(《湘绮楼说诗·论汉唐诗家流派》)，《清史稿·王□运传》也称，他的诗可以和阮籍、左思抗衡。他认为古诗总集中冯惟讷的《诗纪》太繁，沈德潜的《古诗源》又太简，所以编选了这部《八代诗选》。全书20卷，按四言、五言和齐以后新体诗等不同体裁编辑。收录的范围比较宽,例如陶渊明收107首，谢灵运收60首,鲍照收92首，谢□收54首,大体上包罗了这一时期主要诗人的主要作品，可以作为简明的资料书使用。刻本有几种，较好的是章氏经济堂刻本。 《汉魏乐府风笺》返回目录 乐府诗选本。近人黄节编选笺释。黄节(1873～1935)，广东顺德人。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主讲诗学。著有《曹子建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诗旨纂辞》等。自作学宋诗，有《蒹葭楼诗》。 《汉魏乐府风笺》15卷，附补遗，选录汉魏乐府诗156首。从诗歌角度看,黄节认为乐府诗中“《雅》亡而《颂》亦仅存，惟《风》为可歌耳”，“兹篇所采，皆汉魏乐府《风》诗，故曰‘风笺’”。所以汉诗以乐府所采民间歌诗为主，都属于乐府的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曹魏乐府选录自曹操至嵇康等人的作品。各诗笺释均有解题、笺注和音释等几部分。取材宏博，态度严谨。有1958年陈伯君校订本。 《木兰诗》返回目录 北朝长篇叙事民歌。它的产生年代及作者，从宋代起，就有不同记载和争议。始见于《文苑英华》，题为《木兰歌》,以为唐代韦元甫所作。《古文苑》题为《木兰诗》，以为“唐人诗”。宋代程大昌《演繁露》据诗中“可□大点兵”语，认为木兰“生世非隋即唐”；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则认为“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之类,“已似太白，必非汉魏人诗”。此后,历代都有人持“隋、唐人作”之说，但宋代黄庭坚已指出此诗并非韦元甫所作,而是韦“得于民间”(《题乐府〈木兰诗〉后》)。《乐府诗集》列入《梁鼓角横吹曲》,亦题《木兰诗》,云是“古辞”,并引陈释智匠《古今乐录》说：“木兰,不知名。”按《旧唐书·韦元甫传》载,韦曾任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等职（黄庭坚谓韦任朔方节度使，误）。又据《旧唐书·音乐志》所载，可知梁代和北朝乐府歌曲中都存有“燕、魏之际鲜卑歌”，且多“可□之辞”。因此，《木兰诗》原先也可能是一首鲜卑歌。流传江南，译为汉语，曾入梁代乐府，后又散落民间,而到唐代为韦元甫重新发现,并拟作《木兰歌》1 首（《文苑英华》）。至于“朔气”二句这样的对偶诗句，齐、梁诗中已经习见，自是文人加工痕迹。所以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木兰诗》产生于北魏，创作于民间。 《木兰诗》记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回朝后不愿作官，但求回家团聚的故事。诗中热情赞扬了这位奇女子勤劳善良的品质，保家卫国的热情，英勇战斗的精神，以及端庄从容的风姿。它不仅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普遍的尚武风气，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北方人民憎恶长期割据战乱，渴望过和平、安定生活的意愿。它对木兰的讴歌，显然也冲击了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偏见。它“事奇诗奇”（沈德潜《古诗源》），富有浪漫色彩，风格也比较刚健古朴，基本上保持了民歌特色。诗中用拟问作答来刻画心理活动,细致深刻;用铺张排比来描述行为情态，神气跃然；而运用精练的口语，不仅道出一个女子口吻，也增强了叙事的气氛，更显民歌的本色。它代表了北朝乐府民歌杰出的成就。木兰代戍选自明代万历刻本《闺范》插图 《木兰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载，黄州黄冈县（今湖北黄冈）有木兰山、木兰乡、木兰庙，并引杜牧《木兰庙》为证。其后，据地方志所载，在今安徽亳县、河南商丘、河北完县等地,都曾立庙奉祀木兰,反映出《木兰诗》的深刻影响。直到今天，舞台银幕上的木兰形象仍然激励人们的爱国情操。同时，早在韦元甫拟作之前，杜甫《草堂》诗抒写迁居草堂的欢欣情景，已明显汲取了《木兰诗》描述全家欢迎木兰归来的表现手法。至于元稹《估客乐》“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以及白居易《戏题木兰花》“怪得独饶脂粉态，木兰曾作女郎来”，都可见出《木兰诗》在中唐已脍炙人口。 《七十家赋钞》返回目录 先秦至南北朝辞赋选集。清代张惠言(1761～1802)选辑。6卷。自屈原《离骚》至北朝庾信，凡70家，206篇。所选大致为辞赋名篇，选择严谨，是一部较好的辞赋选集。前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张氏自序，说明选录标准“统乎志”，而志又“归乎正”，以传统的儒家诗义为依归，并简评入选作家作品，以屈原作品为最高标准，采用钟嵘《诗品》推溯源流的方法品评各家。张氏少好《文选》辞赋,后来专意治经，并从事古文写作,是“阳湖派”开山领袖；兼治词学，编纂《词选》，创立“常州词派”。此书可能是张氏自学与讲学所用，晚年未及定稿即逝世。所以虽有校语评注，但多寡不均，只录原文的篇什甚多。手稿本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张氏殁后,其友康绍镛刊刻他的遗著,包括这部未完稿。道光元年(1821)刻成。后来朱锦绶参校各书,作札记6卷，补苴稿本及康刻本之失。光绪二十三年（1897）有重刻本，并刊《札记》。 《后汉书》返回目录 纪传体东汉一代历史著作。120卷。其中本纪 10卷，列传80卷，南朝宋范晔撰；志30卷，晋司马彪撰。 范晔(398～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祖父范宁、父范泰。从伯范弘之，均以儒术知名。范晔初袭封武兴县侯，不久任宋彭城王刘义康参军，累迁至尚书吏部郎，曾贬宣城太守，复任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445)，被告发与孔熙先密谋拥立刘义康为帝，被杀。司马彪，晋宗室，武帝时任秘书郎，曾注《庄子》，作《九州春秋》、《续汉书》，死于惠帝末年。 范晔以前,有关东汉史史书已有多种。如汉末的《东观汉记》、吴谢承《后汉书》、晋薛莹《后汉记》、晋司马彪《续汉书》、晋华峤《后汉书》、晋谢沈《后汉书》、晋袁宏《后汉纪》、晋张莹《后汉南记》、晋袁山松《后汉书》等。范晔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加以剪裁提炼,取其精华,弃其冗赘,自成一家。基本上沿袭《史记》、《汉书》纪传体，并针对东汉具体情况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七种类传。从内容到形式都超过了当时同类著作。从它行世以后,其他各家东汉史书就被逐渐淘汰。后来,人们将它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前四史”，成为研究东汉历史的最主要的参考资料。宋代建安黄善夫刻本《后汉书》 范晔原写作计划中有十志，尚未完成即被处死。南朝梁刘昭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以补范史，合为一书。 《后汉书》属于历史著作，同时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范晔第一次在史书中立《文苑传》，记录东汉一代文人学士事迹和重要著作，提供了研究东汉文学史的重要资料，开创了在史书的编撰中重视文学活动的良好先例。 书中的人物传记，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描写真切，叙事简约，笔锋常带感情。如写胡广的贪位惧祸，苟安误国,笔调冷嘲热讽；写臧洪为讨伐董卓,纠合州郡，登坛主盟，则意气慷慨，激动人心。此外，如冯异、严光、陈蕃、窦武、蔡琰等人物，都写得有奇情异采。著名篇章如《班超传》、《范滂传》、《光武帝纪》等，其中许多情节场面常为后世所称道。 《后汉书》在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成就还在于序论，即部分纪传前面的总序和后面的评论。范晔自己对此估价甚高，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沈约、萧统也很欣赏，《文选》曾收入多篇。这些序论长短不一，大都内容充实，见地深广,持论直平,有些类传的序论具有一代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关系史概论和社会问题专论性质。如《皇后纪序》、《宦者传序论》、《党锢传序》、《儒林传论》等，条分缕析，见解精辟，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有些个人列传的评论,如《隗嚣传论》不以成败论英雄，《张衡传论》推崇张衡的科学成就，《李固传论》、《独行传序》、《逸民传序》赞美忠义节行，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倾向。 作为议论散文,范晔主张为文“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狱中与诸甥侄书》），要求内容形式相结合，其序论即是如此。作者善于综括大端，撮举要事，抓住人物或事件的本质,作为论断的根据。手法往往夹议夹叙,冶析理说事于一炉，周详密致。对人物进行评价时，行文曲折反复，跌宕多姿，或赞扬，或批判，或同情，或讥讽，因人而异。感情激越，气势充溢，文笔疏朗，富于抒情意味。其语言特点是骈、散相兼，音节和谐，铿锵可诵。范晔通晓音律，故其文华美而雅洁，对偶而不刻意雕琢,工致而不伤自然,孙德谦《六朝丽指》说：“盖蔚宗之文，叙事则简净，造句则研练，而其行气则曲折以达，疏荡有致，未尝不证故实，肆意议,篇体散逸,足为骈文大家。” 《后汉书》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史学方面；在文学史上，则对后世传记文学和议论散文，尤其是宋人的史论有明显的启发。 《后汉书》中的八志的注释为刘昭所作，其余部分的注释为唐章怀太子李贤所作。清惠栋有《后汉书补注》，王先谦有《后汉书集解》。刻本较早而完整的为南宋绍兴间刻本。通行本有中华书局排印本。 《水经注》返回目录 北魏时期地理著作、散文作品。郦道元(?～527)撰。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县（今属河北）人。袭父爵为永宁伯。历任尚书主客郎、治书侍御史、鲁阳太守、御史中尉等职。为官执法严猛，得罪权贵。适逢雍州刺史萧宝夤反形已露，元悦与侍中元徽合谋嫁祸道元，劝朝廷委派道元为关右大使。萧宝夤惧道元不利于己，杀害道元于赴任途中阴盘驿亭。 《水经注》在《水经》基础上扩充成书。《水经》作者不明，旧题汉桑钦撰。清代许多学者都认为不可靠，怀疑是三国时无名氏作。郦道元以《水经》为纲，作了20倍于原书的补充和发展，实际上已另成专著。全书共40卷,约30万字,所记水道1389条。逐一说明各水的源头、支派、流向、经过、汇合及河道概况，并对每一流域内的水文、地形、气候、土壤、植物、矿藏、特产、农业、水利，以及山陵、城邑、名胜古迹、地理沿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都有具体的记述。“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繁征博引，详加考求，态度严谨,引用书籍多达437种。其中以叙述北方水系最为精详，通过亲身调查研究，对前人讹误多所厘正。南方个别水流，因当时南北政权对峙，情况不熟，不免有某些疏误。此书集中国6世纪以前地理学著作之大成,为历史地理学、水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考古学、水利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 《水经注》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各地美丽的山川景物、自然风光，是魏晋南北朝山水散文中的佳作。全书所记山水数以千计,大都能抓住特点,写得姿态各异。象《江水注》“巫峡”一节，作者在盛弘之《荆州记》素材的基础上进行加工，仅用200字,就写出了巫峡两岸高峻的山形、急速的水势，以及峡中四季景色的变化，描绘出清幽深邃的境界。《河水注》“孟门津”一节，则强调其夹岸危石之险恶，河水奔泻之奇观，“浑洪□怒，鼓若山腾”之声势，与巫峡面貌不同。再如大明湖上“目对鱼鸟，水木明瑟”的湖光山色，阳城淀上儿童乘舟采菱的劳动生活，华山的峭直，庐山的多姿，会稽山水的随地赋形，长江沿岸的奇景迭现，作者一一写来，或用白描，或施彩笔，不拘一格，无不曲尽其妙。不但写景，而且还能传达出作者和游人的不同心情。行文以散体为主，写景状物有时也采用骈文修辞手法，显然受到当时南朝山水诗文的启发，对后世山水散文有巨大影响。清代刘熙载《艺概》说：“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其他如苏轼、袁枚、姚鼐等人，都曾纷纷效法，以致于逐渐形成了一种所谓“《水经注》体”。 《水经注》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在清代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其中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王先谦、杨守敬成绩最大。通行的版本中清王先谦思贤讲舍刊本目前较好。校勘注释本有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的《水经注疏》。 《洛阳伽蓝记》返回目录 北朝散文著作。东魏杨（或作阳、羊）□之撰。杨□之北平（今河北遵化）人。生卒年不详。曾官奉朝请、秘书监、抚军府司马、期城郡太守。有文学才能。曾上书批评佛教。东魏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至北魏旧京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便撰《洛阳伽蓝记》，寄托他对北魏王朝覆亡的哀悼，同时也对当时王公贵族耗财佞佛、“不恤众庶”的行为进行批评。 “伽蓝”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省称，也就是佛寺的别名。《洛阳伽蓝记》实为记述洛阳寺庙之作。全书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5卷,记述寺庙70多处。它不仅具体描写了殿堂屋宇的形制规模和建立寺庙的始末兴废，而且记述了有关的政治历史事件、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如尔朱荣之乱、皇室诸王的奢侈贪婪、北朝南朝间的交往、北魏全盛时期洛阳手工业、商业的繁盛、民间艺人的卓越技艺和演出盛况等，深受历代史学家的重视。全书叙事主要用散文，形容描写则往往夹用骈偶，条理清晰，洁净秀丽。如写永宁寺的佛塔，仅用“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等语，其巍峨庄严之状，读之如同亲见。其中有不少历史故事和神怪传闻的记述，如“法云寺”条中记军乐家田僧超的吹茄、陈白堕的酿酒、孙岩的娶狐女，与南朝的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内容相近，情节虽不复杂，文字也颇简练，但写得生动具体，形象鲜明，引人入胜，表现了作者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洛阳伽蓝记》，有正文、子注之分，开创了史家自注的体例。但明清以来重要刻本都把正文、子注连写，今人周祖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正文、子注分开,作《洛阳伽蓝记校释》。今人范祥雍有《洛阳伽蓝记校注》。 《颜氏家训》返回目录 北朝散文著作。北齐颜之推(531～590后)撰。之推字介。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梁湘东王萧绎镇荆州，以之推为其国左常侍。后随绎子萧方诸出镇郢州，掌书记。侯景陷郢州，几乎被杀，因救获免，押送建业。侯景之乱平息后,还江陵。萧绎称帝,任为散骑侍郎。西魏攻破江陵，被俘送长安。不久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仕齐20年，不忘故国。北齐亡后入北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后病逝。颜之推一生，历仕四朝，多次险遭杀身之祸，因此深怀忐忑之虑。曾著《观我生赋》叙其生平，文词清远，后世多将此赋与庾信《哀江南赋》并称。原有文集，已佚。诗仅存 5首。曾被王士□推为北魏、北齐间最优秀的作品（《古诗选》）。 《颜氏家训》共20篇，作于隋初。内容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其中也有许多意义积极的见解。如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各种技艺和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对南朝士大夫虚浮柔弱之风进行了深切的揭露和批判。书中还对南北朝社会风气、习俗经常提出批评，如：赞成北方妇女参加劳动，反对重男轻女和买卖婚姻；提倡锻炼身体以养生，反对苟且偷生和炼丹服药追求长生；认为仕宦出处，要听其自然，反对钻营官职，贪图利禄。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其中《归心》篇宣传佛教思想，以唯心主义反驳当时反佛派的批评，曾引起后人的非议，有人便据此将《颜氏家训》归入杂家。这说明颜之推思想的复杂性，以及萧梁时代崇佛思潮对他的影响。《书证》、《音辞》两篇讲古书训诂、音韵问题，表现出作者在这方面造诣很深，历来受到学者重视。 《文章》篇专谈文学问题。其观点大致与刘勰接近。主张文章原出于五经，作用主要在于“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等政治社会方面，其次才是抒发性情和艺术欣赏。强调内容重于形式，“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反对当时“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胜而理伏”，“事繁而才损”的形式主义倾向。因此他特别强调文人的修养，反对轻薄矜夸,自我欣赏。对于古今文体,他以为应当各取其长，承认南朝文章在音律、对偶方面的讲究是一种进步,主张“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特别欣赏沈约“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的说法。颜之推的文学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一定地位。 《颜氏家训》以说理为主,每篇各一题,都不是长篇巨制的专论，而是围绕一个中心、综合多则的随笔。写法是先提出思想，然后列举一些故事作为例证。既有正面，也有反面，对比鲜明具体。故事虽然短小，描写却极生动。如写建康令王复，从未骑马，“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寥寥几笔，把愚昧怯懦的门阀子弟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对一些正面人物的描写也能抓住主要特点，给人深刻印象，从中不难看出《世说新语》的某些影响。文章说理时常常采用形象的比喻以及精采的民谣谚语，如“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等，颇似先秦诸子而又更加从容随便。全书语言通俗平易，朴素无华，既不是六朝骈体，也不完全象秦汉古文，而是接近当时口语的文体，在南北朝文学史上别具一格。 有清代赵曦明注本、卢文□补注本，近人严式海补校注本。今人王利器有《颜氏家训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