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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内传》返回目录 志怪小说 1卷。旧本题汉班固撰。《汉武帝内传》记汉武帝初生至崩葬始末，而于武帝斋戒见西王母、受神仙不老术事特祥，颇多荒诞无稽之谈。但文字俳偶华丽，词章家乐于称引。书中描写西王母乘紫云车降临的场面，尤其热烈，有声势。 《隋书·经籍志》著录 2卷，不注撰人。《宋史·艺文志》也注“不知作者”，到明代才称班固作。《汉书·东方朔传》记朔行事，虽然“诙达多端”，但并无怪奇神异，此书却记朔乘龙上升，与传自相矛盾，显然不是出于班固。书中多用《十洲记》及《汉武故事》里的话，可见较二书后出。徐陵《玉台新咏序》有“灵飞六甲，高擅玉函”一句，实际是用此书“六甲灵飞十二事”及“封以白玉之函”等语，其写成当在齐、梁以前。葛洪《神仙传》所记孔元方告冯遇语，与此书称“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无其人,八十年可顿授二人。……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其人不传是谓蔽天宝”的话相合。可见此书也许是出自六朝文人之手。 有《广汉魏丛书》、守山阁本《道藏》8种本、《龙威秘书》本、《说郛》本等。 《汉武洞冥记》返回目录 志怪小说集。简称《洞冥记》。旧本题后汉郭宪撰。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今河南商丘）人。光武时拜博士，官至光禄勋。宪为人刚正敢言，反对王莽称帝，以至焚其所赐之衣，并以直谏忤光武帝，当时乡里称“关东觥觥郭子横”。《洞冥记》记神仙道术及远方怪异之事，内容荒诞无稽。但其字句妍华，后代文人乐于采摭征引。书中所记羲和、三足鸟、青龙衔烛等神话及仙话材料，也有一定价值。 《洞冥记》称郭宪作，开始于《旧唐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只题“郭氏”，无名。“六朝人虚造神仙家言，每好称郭氏，殆以影射郭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此书辞采缛艳，迥异东汉文字，未必是郭宪所撰，疑是六朝人伪托。《隋书·经籍志》载此书只有1卷，《旧唐书·经籍志》始作4卷，《文献通考》又有《拾遗》 1卷。关于《洞冥记》的得名，郭宪序说：“汉武帝明俊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今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4卷，成一家之书。” 有《汉魏丛书》、《龙威秘书》本、《说郛》本等。 《飞燕外传》返回目录 历史小说。 1卷。旧本题汉伶元撰。书末有伶元序，自称字子予，潞水（今山西潞城县）人，官至淮南相。 《飞燕外传》记汉成帝时赵飞燕与其妹婕妤争宠宫闱的事,颇多猥亵之辞。但记叙比较生动细致,故事紧凑集中,情节曲折有致,成帝、飞燕、婕妤乃至樊□等人物也都能见出各自的个性，具有较为成熟的小说技巧。其中如“后误唾婕妤”的细节，及赵氏姊妹关于赤凤（兼与姊妹二人私通的宫奴）的对话，都写得情态宛然，能传达出人物的心理、性格以及她们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明代文徵明书《赵飞燕外传》局部 《飞燕外传》自序说，此书曾用“金□漆匮”保藏，当是自高身价，似不足为据。序里又载晋荀勖校书奏一篇，首尾仅60字，而荀勖所校他书，皆不载此奏。原序及勖奏皆当是后人伪托。书中“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骂飞燕妹赵婕妤“此祸水也，灭火必矣”的话，曾被司马光载入《通鉴》，陈振孙因而不敢断定此书的真伪。此书文句纤靡，全无古朴之气，不象是西汉人所记。鲁迅怀疑是“唐宋人所为”（《中国小说史略》）。 有《汉魏丛书》本、《古今逸史》本等。 《幽明录》返回目录 志怪小说集。南朝宋刘义庆（403～444）撰。《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20卷（两《唐志》作30卷），是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篇幅较大的一种。原书久已失传。鲁迅《古小说钩沉》辑集佚文 260多条。所记都是神鬼怪异故事，与《搜神记》同为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书中如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的故事曾广为流传，庞阿与石氏女魂相遇故事和唐人《离魂记》的情节相似，广平太守徐玄方女复活故事即《牡丹亭》本事的雏型。《幽明录》与作者所编《世说新语》相似，也是根据前人旧说纂辑而成，不是个人创作，所以有不少与《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相同的故事。唐人编纂《晋书》时亦曾采取其中的资料。 《异苑》返回目录 志怪小说集。撰者南朝宋刘敬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卒年不详。东晋时，初任中兵参军，义熙十三年(417)为骠骑将军刘道怜参军。后为刘毅郎中令,因事得罪刘毅，被毅奏告,免官。宋元嘉三年(426)为给事黄门郎。太始中去世。 《异苑》现存10卷，虽非原书，但大致完整。记述自先秦迄刘宋的怪异之事，尤以晋代事为多。语言简练，但描写比较粗略。书中所记晋宋名人异闻和一些古代传说，唐人多所引用。如著名的温峤“牛渚燃犀”故事和杜甫诗中所引陶侃胡奴事，均出于此书。书中记张华见海凫毛，而叹天下将乱等情节，为《晋书·张华传》所叙的依据。又如卷三记一只鹦鹉飞集山里，当地禽兽都对它很好。后来山内大火，鹦鹉入水沾湿羽毛在空中洒水救火，因此感动天神，替它将火熄灭。这个故事，赞扬了竭尽微力以报德的至诚,它采用以物拟人的写法,已近似现代的童话，并可看出，它的背后隐有佛经中故事的影子。 《唐宋丛书》、《五朝小说》、《秘册汇函》、《津逮秘书》、《学津讨原》等丛书中均收有此书，《津逮秘书》本校佳。 《述异记》返回目录 古代小说集，有两本。 ①南朝齐祖冲之(429～500)撰。《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10卷。已失传。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佚文。唐宋类书引录《述异记》时往往不注明作者，因而易与任□的《述异记》相混。如《太平广记》所引条文很多，一部分出于任□本，现在只能以不见于任□本的视为祖冲之作。鲁迅辑本中有一些故事如“梦口穴”、“历阳湖”、“园客”、“封邵”、“朱休之”等条，亦见于任□本,而文字详略不同,有待考订。祖冲之，字文远，范阳蓟（今北京大兴）人，为中国著名科学家。 ②南朝梁任□(460～508)撰,2卷。最早见于《崇文总目》小说类，唐以前未见著录，因此十分可疑。书前有无名氏序，说任□“家藏书三万卷，故多异闻，采于秘书，撰《新述异记》上下两卷”，可见是沿用祖冲之的书名。严可均、陆心源校宋（？）本《初学记》引用有任□《述异记》，似唐代已有此书。但书中有后魏孝昌、北齐河清年间的事，已在任□身后，至少决不是原著。书中有许多材料见于其他古籍。所记多为异闻琐事，与《博物志》近似，故事性较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或后人杂采类书所引《述异记》,益以他书杂记,足成卷帙”。有据南宋临安府尹家经籍铺本翻刻的《随庵丛书》本。 《续齐谐记》返回目录 志怪小说集。南朝梁吴均(469～520)撰。此前，刘宋东阳无疑有《齐谐记》7卷,已佚。吴均续作1卷,《隋书·经籍志》著录。 《续齐谐记》现存传本只有17条，但文辞优美，书中不少故事曾广为流传，如田真兄弟三人分荆故事，张华识别斑□精故事，九月九日桓景登高避灾故事，七月七日织女渡河会牛郎故事，五月五日作粽祭屈原故事等等,常为人引作典故。阳羡书生寄居鹅笼一条,又曾受佛经故事影响。徐子光《蒙求注》引刘晨、阮肇故事,《太平御览》引吴龛故事，《乐府诗集》引王敬伯故事，均不见今本，原书似已散佚。 有《顾氏文房小说》本。 《文心雕龙》返回目录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刘勰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见彩图明代万历闵绳初刻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内容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主导思想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刘勰认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正是圣人著述经典的根本原则。“神道设教”语出《易·观·彖》：“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把超自然的、人格化的“神”及其在现实中的代理人帝王，视作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根据这一见解，《文心雕龙》不仅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特别是扬雄以来的“原道”、“宗经”、“徵圣”的观点，并且将它贯穿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切重要方面，成为他立论的根本依据，给他的理论染上了一层经学色彩而且带来了许多局限性。例如，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章都是经典的“枝条”。对当时的各种应用文都设有专目论述，却对正在形成的小说不屑一提。 但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却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文学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富于独创性。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文学史观 《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所谓“通”，是指文学的常规：“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文学创作只有通晓各种“故实”，才会“通则不乏”（《通变》），“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通”,即继承的。不然,“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因此，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获得长足的健康的发展。 创作论 对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先秦两汉时期,文论已简括涉及这一问题,如《诗大序》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可为代表论点。魏晋时，曹丕开始接触了作家的禀性气质问题，陆机对艺术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而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还论述了在创作中，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是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即“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诠赋》），“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着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文心雕龙》对于物与我、情与景关系的论述，对唐代及唐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有着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十分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认为创作构思为“情变所孕”(《神思》)，结构是“按部整伍，以待情会”（《总术》），剪裁要求“设情以位体”（《□裁》），甚至作品的体裁、风格，也无不由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认识是相当深刻，符合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的。 《文心雕龙》对于风格和风骨也有深入的研讨和论述。在《体性》篇中,刘勰继承曹丕关于风格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形成作家风格的原因，有先天的才情、气质的不同：“情性所铄”；也有后天的学养和习染的殊异:“陶染所凝”。并且将各种不同的文章,分为四组八体，每一组各有正反两体：“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但它们又互相联系,“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作者在这八体中参差演化，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刘勰关于风格的研究，对后来的《诗式》、《二十四诗品》等，都曾发生直接的影响。 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风骨”的理论，既是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而发，也是从传统文学理论中概括出来的。“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的理论，也有精辟的论述。继承《文赋》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但他又比陆机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这一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神”即“神思”，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汇，意即思维的特点是不疾而速的；语出《易·系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观现实。“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形象思维的特点。《文心雕龙》还强调指出，唯有当作家的精神心理处于“虚静”状态，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纷扰时，才能更好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虚静”之说源于道家，荀子曾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刘勰将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艺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在论述艺术想象时，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他的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后，对于艺术想象及形象思维的论述，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王昌龄所说的“神会于物”（《唐音癸签》卷二），苏轼所说的“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黄孚先诗序》)等观点，都是滥觞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的。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还对“辞令”、“志气”和语言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发。 关于文学创作,《文心雕龙》论述到的问题还有:文学的夸张、结构、剪裁、用事、修辞、含蓄和声律等。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同样不乏精辟的创见,例如在《夸饰》中，《文心雕龙》不仅第一次提出了文学创作离不开必要的夸张，以使作者表现的事物更为突出，但他又主张夸而有节，反对夸张失实。 文学批评 《文心雕龙》关于批评的论述，颇多精到的见解。其中《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献。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刘勰非常强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因为作家的才能禀性不仅“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程器》）；而且，由于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因此批评家就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又如对于批评家，他特别强调广博识见的重要性：“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并且根据桓谭的“能读千赋则善赋，……能观千剑则晓剑”（《全后汉文》卷十五《赋道》），提出了一个在后世非常出名的论断：“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知音》）认为任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只能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和阅历基础之上的。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作为一个批评家来说，刘勰有时也是缺乏应有的识力和判断的，例如他对杰出作家陶渊明，竟一语未及。 文章的体裁与源流 关于各种文章体裁、源流的阐述，也是《文心雕龙》的重要内容。自曹丕、陆机相继对文章体制的同异提出了意见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但这些著作都已亡佚。刘勰的《文心雕龙》从第 5篇《辨骚》起，到第25篇《书记》止，就成为中国现存的南朝时代关于文章体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的著作，也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不乏细致，中肯以至精辟的见解。例如在《明诗》篇中，它对自建安时代起到刘宋初年诗歌发展过程的论述，就是如此。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版本和注释 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北京图书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黄叔琳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研究著作有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等,翻译方面的著作也不少,如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 《诗品》返回目录 古代诗歌评论著作。南朝梁钟嵘(约468～约518)撰。钟嵘字仲伟，祖籍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齐代官至司徒行参军。入梁，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诗品》是他的诗歌评论专著，以五言诗为主，将自汉至梁有成就的诗歌作家，区别等第，分为上中下三品，故称为《诗品》。《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书名为《诗评》，这是因为除品第之外，还就作品评论其优劣。后以《诗品》定名。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它的出现，和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清谈和品第人物的社会风尚等，都有密切关系。明代正德元年退翁书院抄本《诗品》 在《诗品序》及品评中，钟嵘所接触到的重要创作问题：其一是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追求声律的两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钟嵘认为，诗歌本来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实感的表现，而“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无病呻吟的结果，其一种表现就是竞尚用典。钟嵘指出,大量堆砌典故的风尚,使得“吟咏情性”的诗歌竟然“殆同书钞”，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所谓“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他的批评比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的批评，更为前进了一步。“贵公子孙”或“膏腴子弟”无病呻吟的第二种表现,是刻意讲究声病,“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虽然，钟嵘忽视了讲求声律之美是诗歌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他的批评不免有偏颇之处，但认为诗歌应该“口吻调利”、自然和谐的意见则完全是正确的。 其二，是为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在已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在魏晋南北朝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七言并已开始形成）时,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理论批评在诗歌的形式问题上也表现了强烈的正统的保守观点：重四言而轻五言。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艺文类聚》）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主要是论述五言诗的，却也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的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应有地位。钟嵘却提出四言的形式过时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方兴未艾，“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诗歌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这些根本特点方面，“最为详切”。这种议论为诗歌形式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为了倡导五言诗，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作了探讨，其中虽有不确之处，但论述中不乏精到的见解。 其三是钟嵘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他继《文赋》及《文心雕龙》之后更明确地提出了诗的“滋味”问题。在《诗品序》中，他认为只有有滋味的诗，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上卷中,也提出过“使人味之,□□不倦”。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只有有滋味的诗，才称得上好诗；二是强调诗“兴”，认为好诗应该“文已尽而意有余”。诗味说不仅为后来许多人接受和发挥，如司空图、苏轼以至王士□等等，而且“文已尽而意有余”更成为以后对诗、文创作的共同要求。二,关于“真美”的原则。强调诗歌创作要“真美”。“真美”就是要求诗歌创作要有真挚强烈的感情，而非虚假的无病呻吟。又说：“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可见“真美”和艺术表现上的自然是密切相联系着的。三，他提出诗歌创作应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要求“穷情”和“写物”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一见解和《文心雕龙》中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他论述诗歌题材的观点，也比他的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 其四是关于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钟嵘从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着眼，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他不仅为风格流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途径，而且对具体作家、作品也有一些言简意赅、颇有见地的评论。如评阮籍诗的特点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等等。但是，由于他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于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虑到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同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他的风格流派的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引起了后世不少非议。 《诗品》虽有历史局限性，却仍然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而有影响的著作。 《诗品》最流行的版本是《津逮秘书》本和《学津讨原》本;近人许文雨有《诗品讲疏》、陈延杰作有《诗品注》。 《华阳国志》返回目录 晋常璩所作有关巴蜀汉中一带的古代方志。12卷。常璩字道将。生卒年不详。早年曾仕李势，为散骑常侍。桓温伐蜀，常璩劝李势归降。此书作于他入晋以后。 《华阳国志》是现存最早的古方志书之一。主要记载今陕南、四川及云贵一带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保存了不少民间作品及关于文学的珍贵史料。例如《巴志》中载有西汉末至东汉的一些民谣，其中像桓帝时讽刺郡守李盛的“狗吠何喧喧”一歌，就是一首很好的五言诗。《蜀志》中记载蜀地开发及并于秦的经过，其中包括蚕丛、鱼凫、杜宇及五丁开山等神话传说，想象丰富，情节奇特，成为后世诗歌称引的典故。书中《先贤士女总赞》和《后贤志》两卷，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文学家的事迹。例如有关西晋文学家陈寿、李密的传记，为《晋书》所本。李密的《陈情表》也始见此书。另外，像东汉的杨终，《后汉书》有传，但未及其文学活动，而此书则提到了他曾作《雷赋》及《孤愤诗》、《生民诗》等作品；李尤在《后汉书》中也有传，但此书叙述其作品篇名较详，亦可与史传互相补充。 《华阳国志》清代的刊本大抵以南宋嘉泰四年李□刻本为底本；较通行的则是《四部丛刊》影印乌程刘氏嘉业堂藏明钱叔宝钞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