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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岳全传》返回目录 清代小说。全称《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题“仁和钱彩锦文氏编次”，“永福金丰大有氏增订”。钱、金二人生平均不详。共20卷80回，卷首有金丰序。此书于清代乾隆年间被查禁，又金丰序标年为甲子，清代在乾隆以前，“甲子”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或乾隆九年(1744)，故此书大约是康熙至乾隆时期的作品。 岳飞的故事早在南宋末年就成为民间说话艺人的题材。明代著为小说有 2种。①熊大木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8卷80则，以“斡离不举兵南寇”为始,“冥司中报应秦桧”为末，已略具后来《说岳全传》的规模，然而人物情节均较粗率，文字半文半白。②于华玉编《按鉴通俗演义精忠传》。于华玉不同意熊大木脱离正史的虚构，他编岳传尽除虚构，一一对照正史，这岳传遂失小说趣味,成为史传的复述。《说岳全传》虚实兼有,金丰的《序》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忠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它一方面吸收了过去岳传中精彩部分，同时又加进许多民间传说。若按之历史固然有许多的不合，但它故事性强，突出了岳飞和他的部将。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其成就和影响都超过了前两种小说。清代嘉庆三年刻本《说岳全传》 《说岳全传》先交代因果,岳飞前世为佛顶大鹏,秦桧为虬龙，秦桧妻王氏为女土蝠，万俟□为团鱼精，因大鹏啄死女土蝠和团鱼精，啄瞎虬龙左眼，遂结下前世冤仇。大鹏投胎岳家，虬龙要报一啄之仇，发黄河大水淹没河南汤阴县岳家庄，幸得陈抟老祖相救，岳飞和母亲在花缸内不至淹死。虬龙发水违犯天条被斩，转世为秦桧。岳飞母子漂流至河北黄县被王明收留。岳飞在母亲严教下长大，又从周侗学艺，少年即文武双全。岳飞与结义兄弟赴京考武举，枪挑小梁王闯下大祸，逃回乡里。不久金兀术兴兵南犯，徽宗、钦宗以及康王尽被俘虏。康王得天之助,泥马逃过长江在金陵即位,召岳飞入伍抗金。岳飞击败金兀术，因功而升为五省大元帅。金兀术于是买嘱秦桧，送他回国充当内□。正当岳飞挥兵北上，在朱仙镇大破金兵“连环马”、“铁浮陀”，最后大破金龙阵，金兵溃不成军，岳飞准备直捣黄龙府之时，12道金牌令岳飞立即回京。秦桧夫妇为破坏抗金事业，屈杀岳飞、岳云和张宪于风波亭。62回以后，接着写岳飞之子岳雷、岳霖结义,岳家军将领子弟闹临安,祭岳坟，后秦桧夫妇暴死、高宗驾崩，孝宗即位为岳飞昭雪，岳雷挂帅抵抗金兀术的新入侵。岳家小将全歼金兵，生擒金兀术，金兀术当场气死，牛皋当场笑死。结末是忠臣皆得封赠，岳飞之灵由佛爷启迪顿悟因果，遂复为佛顶大鹏。 《说岳全传》前61回主要写岳飞。写他在国难当头，置个人得失荣辱于度外,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驰骋疆场，精忠报国，是一位民族英雄；写他待人宽厚，军令森严，武艺高强，韬略精通，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统帅。岳飞部队的主要战将都是各地起义的绿林好汉。他们或者是梁山幸存的英雄,如呼延灼；或者是梁山好汉的子孙,如阮小二之子阮良，关胜之子关铃，董平之子董芳，张青之子张国祥，韩滔之子韩起龙、韩起凤；或者是杨家将后裔，如杨再兴；或者是啸聚山林的义士，如杨虎、余化龙。而牛皋则是这类英雄的代表。他对朝廷不满，骂皇帝“尽是无情无义的”,朝廷迫害便立即造反上山,一旦民族大敌当前,他又能下山出兵,“待我前去杀退了兀术，再回太行山便了”。岳飞3次打败金兀术,主要就是依靠了这些绿林英雄。在小说中,朝廷始终是软弱的,皇帝是无情无义、苟且偷安的昏君，重用的是张邦昌、秦桧之类的权□，朝廷不但无决心无力量抗战，而且在关键时刻充当了破坏抗战的祸首。《说岳全传》实际上写了以岳飞为首的人民的抗战，这是它不同以往的岳传的地方，也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 小说中也赋予岳飞形象以过多的封建伦理色彩，作者为要表现他是忠孝仁义的化身，有时竟违背常情。如曹宁杀死汉□父亲起义,岳飞竟斥之为不孝,逼得曹宁自杀。万俟□、罗汝楫触犯军令罪不当赦，岳飞却以仁厚待之。张保探监撞死在岳飞面前，岳飞竟夸为义气。王横要保护岳飞，岳飞竟加阻拦，让钦差将王横乱刀砍死；施全要刺死秦桧为岳飞报仇，岳飞魂灵却拿住他的两臂，使他被捕斩首。此外，作者把岳飞与□臣强寇的矛盾解释为前世冤孽，则掩盖了岳飞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后19回写□臣强寇均遭惩罚，忠臣烈士均得封赠，虽反映着群众“幻将奇语慰忠魂”的愿望，实质上仍是背离现实的大团圆俗套。 《说岳全传》明显地保留着民间话本的痕迹。每回结尾都是在情节紧要处打住，体现着说话人吸引听众的技巧。小说以叙述为主，是粗线条的描写，但多是说话人的套语。某些细节一再重复，如第28回平江知府错把牛皋当岳飞，恭敬迎候，牛皋竟以一小小统制受之无愧，这样细节在别的场合重复描写了两次。这种重复只在说话中可以获得演出效果。小说还留存着“说话”人的许多插话，或者解释、评论情节，或者打诨逗笑。小说题名有说本2字，并不是虚设。 《五色石》返回目录 清代小说集。全称《笔炼阁编述五色石》，署“笔炼阁编述”。《禁书总目》“应毁徐述夔悖妄书目”中有《五色石传奇》，而《五色石》卷八卷后总评有“笔炼阁主人尚有新编传奇”，疑“笔炼阁主人”即徐述夔。徐述夔,江苏东台人,乾隆三年(1738)举人。因所著《一柱楼诗》有违碍语，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掘墓戮尸。“笔炼阁主人”还著有拟话本集《笔炼阁编述八洞天》8卷和中篇小说《快士传》。 《五色石》8卷,每卷以三字标题，复缀以回目，如卷一标题《二桥春》，回目“假相如巧骗老王孙，活云华终配真才士”，体例独成一格。此书每卷演一故事，故事的历史背景,卷八为唐，卷三为北宋，卷六为南宋,卷一为元，卷二、四、五、七为明。作者深以人生缺陷为憾事：为善者未蒙福,为恶者未遭祸,才子不遇佳人，佳人偏嫁村夫,故而以文代石补天道之缺漏。8卷小说皆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才子终配佳人。这种因果报应、才子佳人的大团圆固然不新鲜，但作者明确指出天道之不公，他的小说是针对这不公而发，故多少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揭露了社会制度上的某些弊病。不过作者是站在名教立场上，试图弥补社会制度的缺陷，所以其进步意义有限。 《五色石》基本上是写家庭和小儿女的离合悲欢，然而其背景多是历史重大事件，卷三《朱履佛》的背景是明张叔夜率宋江梁山泊队伍镇压方腊起义，卷四《白钩仙》的背景是成化宦官汪中弄权，卷五《续箕裘》的背景是明英宗夺门复辟。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绿野仙踪》返回目录 清代小说。抄本为 100回，刊本则为80回。作者李百川，乾隆年间人。抄本载作者自序，刊本无自序，有乾隆二十九年陶家鹤及乾隆三十六年侯定超二序。可知《绿野仙踪》成书在此之前。清代抄本《绿野仙踪》 这部长篇小说以明代嘉靖朝为历史背景，写冷于冰看破红尘弃家修道以及度脱连城璧、金不换、温如玉、周琏等人的故事。冷于冰出生在富裕好礼之家，幼时便颖慧绝伦。入严嵩相府作幕，因不愿与□恶同流而得罪严嵩,从此与科举无缘。深感富贵功名犹如过眼烟云,人生亦短促虚幻，遂矢志修道以求长生。他幸遇火龙真人，从而得道超凡。凭藉道术斩妖除魔、济困扶危，更致力于度人出家。他收的第一个弟子是连城璧。连城璧本为强盗，但隐匿他乡多年，因劫狱救兄而被官府擒获，在押解途中被冷于冰救出。冷于冰将他安置在金不换家中修炼。金不换是志诚之人，其新婚之妻却势利薄义，竟向官府告密。连城璧杀死金不换之妻逃走。金不换受连累而流离他乡，接着又因婚事迭吃官司，于是也萌生出家念头，拜冷于冰为师。冷于冰又解救危难之中的朱文炜夫妇。后来朱文炜与俞大猷一起扫清沿海倭寇，劾倒严嵩的走狗赵文华，地位显赫。冷于冰还一心要度脱仕宦子弟温如玉。温如玉浪荡成性不思进取，被严嵩□党诈去大部财产后仍留连妓家，挥霍无度，结果心爱的妓女惨死，自己也被衙门传讯，于穷途末路之中跟随了冷于冰出家。周琏是冷于冰的表兄弟，仗恃万贯家财，不顾妻子何氏在堂，先与蕙娘私通，继而又正娶蕙娘为妻，以致家反宅乱，何氏自缢，后来自己又被鱼妖迷住险些丧命。冷于冰派弟子袁不邪诛杀鱼妖，周琏遂感悟色空。书中交代，周琏将来也是要出家的。当初连城璧还救过忠臣董传策之子董玮，董玮改名林润,中进士得官后,与邹应龙等人一伙弹劾严嵩父子，严世蕃终被斩决，严嵩则被遣回原籍悲惨死去。人世间忠□是非已清，善恶已各得其报，冷于冰的弟子们，也均成仙身。冷于冰广积阴□，被上帝仙封为“靖魔太史兼修文院玉楼副史”。 《绿野仙踪》描写了人世和仙境两个世界，对仙境的描写以及在描写现实中挟杂的虚幻笔墨，明显地受着神魔小说的影响，唯冷于冰身边的超尘、逐雷二鬼，日行千里，能探知一切隐秘，担负通讯、侦察的任务，这些描写表现了一定的想象力。冷于冰披着道袍，步履于云端，但他无时无刻不注视着人间社会，他不屑于人间的功名利禄，却热衷于神仙的名位。实际上冷于冰不过是具有无边法术的儒生而已。 温如玉的堕落和周琏婚姻纠葛两段是小说写得较为精彩的地方。温如玉本性善良却又难改纨□恶习，性格描写得真实生动，那假情的妓女、帮闲的食客、爱钞的鸨儿也都写得栩栩如生。比较那些对妓家溢美、溢恶的作品，《绿野仙踪》则是近于写实的。周琏的婚姻纠葛写得不落常套，周琏嫌弃妻子何氏，与蕙娘私合，由于何氏父亲和蕙娘母亲的爱财，由于周琏父母对儿子的宠爱纵容，周琏竟能把蕙娘娶为继室，以至使何氏郁闷而自杀。作者对周琏、蕙娘既有同情也有谴责，相当真切地描摹出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小说对官场的描写也有成功之处。如赵文华名为督师抗倭，实则嗜货纳贿，通寇丧师,使沿海百姓处于倭寇和官府的双重掠夺之下,暴露了当时封建官僚政治的腐败和丑恶。 《绿野仙踪》以冷于冰修道和收徒为线索，贯串连城璧、金不换、朱文炜、温如玉、周琏等人的故事，虽然作者企图从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表现贪嗔爱欲的虚幻，但就情节而言，各个故事之间并无有机联系，故其结构显得芜杂松散。冷于冰是贯穿全书的人物，他被夸饰为神通广大的英雄，似乎拯救天下全在他一人，其性格没有血肉，缺乏真实感。小说还杂有一些神怪和秽亵的描写，表现着迷信思想和低级趣味。 《说唐演义全传》返回目录 清代长篇小说。亦名《说唐全传》。后与《说唐后传》合刻，改名《说唐前传》。著者不详。 隋唐之际群雄纷起的史实，早已为民间艺人所乐道。宋末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即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记载。明代演义小说大兴，先后出现罗贯中《隋唐两朝志传》、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袁于令《隋史遗文》、诸圣邻《大唐秦王词话》诸书，清康熙年间又有褚人获《隋唐演义》刊行。这一类著作多本正史纪传，益以唐宋杂说，形成一种系统。而《说唐演义全传》虽与《隋史遗文》梗概略同,却独能广泛吸取民间传说而加以敷演,不拘泥于史实，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学色彩。 《说唐演义全传》以瓦岗寨群雄的风云际会为中心，铺叙自秦□托孤、隋文帝平陈统一南北起，到唐李渊削平群雄、太宗登极称帝止的一段故事。它以相当篇幅揭露了隋炀帝荒淫无道，大兴徭役，宇文氏恃宠骄横，残暴凶狠，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而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矛盾,又加剧了隋王朝的分崩离析之势,致使全国各地爆发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反隋起义。书中着力塑造了一群瓦岗寨起义英雄的形象，这些人中既有来自下层的城市贫民、捕差马夫，又有身据要津的勋戚贵胄、功臣名将，也有浪迹江湖的豪杰义士、绿林好汉。这些人物聚集在反隋的旗帜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隋末起义队伍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李世民则是作品中歌颂的“真命天子”，在他身上寄寓着“仁政”的理想，对他归顺与否是群雄成败的根本条件，也是作者评定褒贬的基本标准。这使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宿命论色彩。 《说唐演义全传》发挥了民间传说善于铺叙的特点，以主要笔墨描叙瓦岗寨聚义英雄劫王杠，劫囚牢，反山东,起马取金堤,三斧取瓦岗，建立起义政权的故事，情节曲折，描叙也较为生动。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则注意突出个性，使其神态各异。如秦琼的宽厚善良、任侠仗义，罗成的年少气盛，尉迟恭的威猛果敢，徐茂公的智谋神算等，都颇有特色。其中单雄信豪爽暴烈的性格富于悲剧色彩，他誓不降唐，面临强敌而别妻抛子，单骑踹营，视死如归的一段描写颇为悲壮。对程咬金的描绘尤为有神。他出身微贱，几经患难，由流浪要饭的穷汉而成为瓦岗寨的“混世魔王”。他是一个莽夫，却在直爽暴躁性格中带有机智诙谐。书中人物形象多具传奇色彩，但以夸张的笔调写他们的神力勇武，不免有凭空构撰,脱离真实之弊。全书善于以粗犷的线条勾勒人物,铺叙故事，但笔致不够细密严谨，艺术上显得粗糙，间有模仿其他演义小说的痕迹。 《说唐演义全传》是清初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演变的代表作,在民间流传颇广。其后又有《说唐后传》（包括《说唐小英雄传》16回，即《罗通扫北》和《说唐薛家府传》 6卷42回）、《征西说唐三传》及《反唐演义传》等续书出现，分别铺叙瓦岗英雄之后及薛仁贵征东、征西，薛刚、薛强反唐诸事，其大旨不外褒贬忠良□恶，宣扬拓边封侯，艺术上则因袭模仿，缺乏新意，因而成就不高。 今存最早刻本为清代乾隆癸卯(1783)刊本10卷，68回，卷首有乾隆元年(1736)如莲居士序。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陈汝衡修订本《说唐》66回，系据乾隆年间刊崇德书院大字本《说唐全传》整理而成。 《夜谭随录》返回目录 清代笔记小说集,全书4卷（或作12卷），包括传奇和志怪小说 160篇左右。著者和邦额。生卒年不详。满族。字□斋(一作闲斋)、霁园、愉园，号霁园主人、蛾术斋主人。乾隆年间人。青少年时代，曾随祖父、父亲在西北、东南长期居留，见闻丰富，熟悉“诸志异书”，做过县令。此书大约定稿于作者44岁前后，自称“志怪之书”。《自序》说：“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尝遇怪，而每喜与二三友朋于酒觞茶榻间，灭烛谈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帙，聊以自娱。”《夜谭随录》的题材,有的摭自他书,不尽己出。如《佟□角》记巫人佟□角驱鬼怪事，取材于袁枚《新齐谐》卷十五《佟□角》条；《夜星子二则》记夜星子作祟事，其一取材于《新齐谐》卷二十三；《霍筠》写医生子霍筠遇妖女事，系据《新齐谐》卷二十三《疡医》敷衍而成。 《夜谭随录》大部分作品,写的是鬼狐怪异、人妖艳遇的故事。有少数作品涉及到一些社会现实。如《铁公鸡》、《新安富人》等谴责了剥削者的为富不仁,《某王子》、《倩霞》等揭露了王公贵族的“骄奢”“淫暴”，《猫怪》直斥某官绅是“兽心人面”、“人中妖孽”等，都有一定认识意义。还有的作品写了北方景物和市井生活，有一定参考价值。象《谭九》篇，通过写青年谭九探亲途中留宿于贫鬼家的经过，描绘了这家婆、媳、孙三人清苦困顿的生活图景。表面写的是虚幻的鬼域，实际反映了乾隆年间京城一带下层人民，包括农民、城市贫民、奴仆等艰苦穷困的生活处境。作品没有刻意追求情节的离奇，而着重生活细节的点染,写得情景逼真,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好的作品。又如《米芗老》，写贫民米芗老因兵乱想买一女俘为妻，结果得一老妪,悔恨无及；后经老妪辗转相助,才得到一个年轻美好的女子。作品通过这一对青年在患难中幸运结合的故事，表现了在社会动乱的时代里，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凄惨境况，并赞美了他们在离乱中舍己为人、互相救助的可贵精神。在人妖艳遇的作品中，有些故事描写了青年男女比较健康的爱情生活，如《藕花》、《阿□》、《倩儿》等则。当然书中也有宣扬佛老出世思想和因果报应的说教。 《夜谭随录》在形式上极力摹拟《聊斋志异》，以描写平民女子见长，塑造了一些带有“村野”气的少女形象，如碧碧（《碧碧》）、香云（《香云》）、白萍（《白萍》）、收香(《娄方华》)、白氏（《王侃》）、秀姑（《秀姑》）等，她们天真活泼、开朗大方、敢作敢为。有些长篇，情节诡异，叙述婉曲，也尚可观。但多数人物形象面目苍白，失之粗率。 此书主要版本有爱日堂刻本（12卷）、笔记小说大观本（4卷）等。近人罗宝珩曾为之作注,题为《详注夜谭随录》，有1931年会文堂新记书局石印本。 《娱目醒心编》返回目录 清代拟话本小说集。全16卷。署“玉山草亭老人编次。葺城自怡轩主人评”，卷首有自怡轩主人序。草亭老人即《南北史演义》作者杜纲，字草亭。江苏昆山人。自怡轩主人即许宝善，字穆堂，曾评订《南北史演义》。 《娱目醒心编》原刊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每卷分2回或者3回，故事占有1回以上篇幅者计有 23则，但卷目除卷四、卷九外均只标明一则故事的内容。篇中所叙多是杜纲家乡昆山一带明朝至清初的轶闻琐事，内容大抵关涉忠孝节义。其中采自他书者，如卷五《执国法直臣锄恶，造冤狱□小害良》据《明史》卷二百零六马录等传,卷七《仗义施恩非望报,临危获救适相酬》录自《醉醒石》“曾公子篇”,卷八《御群凶顿遭惨变,动公愤始雪奇冤》据《明史》卷三百零一嘉定张氏传和《归震川集》之《贞妇辨》，卷十一《诈平民恃官灭法，置美妾藉妓营生》录自《石点头》第八卷《贪婪汉六院卖风流》，卷十三《争嗣议力折群言，冒贪名阴行厚德》第一回录自《醒世恒言》第二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卷十四《遇赏音穷途吐气，酬知己狱底抒忠》第一回录自《古今小说》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 全编主旨如原序所说：“其间可惊可愕可敬可慕之事……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路。既可娱目，即以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卷二叙唐长姑在夫死子亡之后，为了接续夫家宗嗣，把妹妹嫁给自己的69岁的公公，这种不近常情的行为，作者竟予以歌颂。此外，为要藉因果报应劝忠说孝，作者亦不惜夸饰和虚构。如卷五叙明朝李福达狱，据《明史》马录最终冤死广西南丹卫戍所，此编却改篡为马录钦召进京复为御史，借以证明天公报应纤毫不爽。全编内容平庸，叙述亦无文采。白话短篇小说至此已入穷途。惟卷五所记廷杖情形为他书中少见，可资异闻。 《红楼梦》返回目录 清代长篇小说。一名《石头记》。作者曹雪芹。 版本 《红楼梦》早期流传的抄本带有“脂砚斋”等人批语,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种“脂评本”仅80回,现存版本完整的很少,“甲戌本”,存16回;“己卯本”,存43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存78回。“戚序本”，是经过整理加工的“脂评本”，整80回。还有“舒元炜序本”、“梦觉主人序本”、蒙古王府藏抄本。另有《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则为120回，前80回主要据“脂评本”抄集校改。 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程伟元、高鹗活字排印《红楼梦》,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120回。程伟元序说，《红楼梦》“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传□八十卷,殊非全本……。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然漶□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乾隆五十六年排印本称“程甲本”，第二年程伟元和高鹗对“程甲本”修订后的排印本称“程乙本”，合称“程高本”。 “程高本”的印行，迅速扩大了《红楼梦》的流传和社会影响。后40回尽力揣摹前80回的暗示和意图，一一交代各个人物的结局，完成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并使《红楼梦》成为有头有尾的作品。但后40回违背原著精神,写了贾宝玉中举和贾家复兴,并在人物描写和情节构思方面有许多歪曲和庸俗的笔墨，其总倾向、风格和原著有很大距离。清代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主题和人物形象 《红楼梦》描写贾宝玉的爱情和婚姻悲剧，即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以及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作者真实细致地描写了悲剧发生和发展的复杂现实内容，揭示造成悲剧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根源。围绕着爱情婚姻悲剧，同时铺开一个由许多有关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从而展示渐趋崩溃的社会的真实内幕。贾宝玉、林黛玉等人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追求，反映那个时代对个性解放和人权平等的要求，闪烁着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它与封建主义冲突所造成的悲剧，生动地表明封建社会的不合理，使读者预感到这个社会已日暮途穷，走向灭亡。 贾宝玉形象 贾宝玉是主要中心人物。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促使他背叛了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鬟。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启蒙老师。丫鬟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聪明和愚蠢，纯真和腐朽，洁净和污浊，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贾宝玉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他憎恶和蔑视世俗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他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与此相连，他憎恶自己出身的家庭，爱慕和亲近那些与他品性相近、气味相投的出身寒素和地位微贱的人物。这实质上就是对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否定。同时，他极力抗拒封建主义为他安排的传统的生活道路。对于封建礼教，除晨昏定省之外，他尽力逃避参加士大夫的交游和应酬；对封建士子的最高理想功名利禄、封妻荫子,十分厌恶,全然否定。他只企求过随心所欲、听其自然，亦即在大观园女儿国中斗草簪花、低吟悄唱、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有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宝玉 选自清代光绪五年刻本《红楼梦图咏》 贾宝玉对个性自由的追求集中表现在爱情婚姻方面。封建的婚姻要听从父母之命，取决于家庭的利益。可是贾宝玉一心追求真挚的思想情谊，毫不顾忌家族的利益。他爱林黛玉，因为林黛玉的身世处境和内心品格突出集中地包蕴了生活环境里所有女孩子一切使他感动、使他亲爱的客观与主观的特征。他和林黛玉的相爱，是以含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思想感情为基础的。反之，这种爱情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又成为他步步克服自身的劣点和弱点，日益发展他进步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的支持力量和推动力量。这个以叛逆思想为内核的爱情，遭到封建势力的日益严酷的压迫。按曹雪芹原来的安排，林黛玉将泪尽而逝，贾宝玉将在她去世之后与薛宝钗结婚。薛宝钗的性格和婚后的生活使他彻底绝望,他终于弃家出走,回到渺茫的虚无之中。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了的，作品着力描写了他性格发展成长的历史。他生活在罪恶腐败的贵族环境里，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贵族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这些坏的东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倾向并存着。但随着生活中他所见闻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随着他在卷入现实矛盾时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他的叛逆思想性格渐渐坚定了，成熟了。 他对待身边的女孩子们的态度，同情和亲爱始终是主导的方面，但在最初也带有一些腐朽、邪恶的成分。秦可卿之死、秦钟之死，林黛玉身世的飘零、身为贵妃的姐姐内心的悲苦，使他开始认识到在男女关系方面尊重与玩弄、纯洁与腐朽、美好真挚与罪恶虚伪的区别，从此他对两性关系逐渐表现出严肃态度，对自己所在的社会表现了深一层的反感。他曾以为天下女孩子的眼泪都要送给他。他爱林黛玉，但遇着温柔丰韵的薛宝钗和飘逸洒脱的史湘云，却又不能不眩目动情。为着他感情的游移不明，林黛玉以血泪和生命对他不断地施加影响，使他从苦痛的体验中逐步摆脱社会势力和贵族恶习对他的纠缠和吸引，使他的性格趋于纯化,头脑趋于清醒,思想感情趋于稳固与坚定。 此外,丫鬟的品格和遭遇也影响着他,使他领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他对女孩子们一般是温存和顺的，但在初期有时也暴露出一些暴戾作风，撵茜雪，踢袭人，训晴雯等等，随之而来的是金钏之死和因金钏、蒋玉菡的事所遭到的父亲的毒打,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他不但永远抛弃了打骂丫鬟的行为，也使他的叛逆思想大为加强，认识更加深刻。从此他对被压迫、被糟践的女孩子的同情体贴之心，更为深切周到、无微不至；而且在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命运认识加深的基础上，进而对她们不同的思想性格的实质有了理解，从而在态度上有了分明的取舍，如对于林黛玉和薛宝钗、史湘云，对于晴雯和袭人、麝月，心里有了亲疏的区分。以这种思想认识为基础，才有“诉肺腑”的情节，他对林黛玉的爱情从此成熟巩固，生死不渝。 封建势力的另一次镇压是王夫人发动的抄检大观园：逼死晴雯、司棋，撵走芳官、四儿，大观园最终转入冷落凄凉之境。这主要是，封建势力要摧毁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关系，扫荡一切违背礼教、妨碍贾宝玉走上封建正路的因素。可是贾宝玉目击晴雯等的悲剧和大观园的劫难之后，抛掉对封建势力的幻想，他用血泪写成的《芙蓉女儿诔》，无异于一篇叛逆到底的宣言书。宝玉游太虚幻境 选自清代乾隆五十六年“程甲本”《红楼梦》插图 贾宝玉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被压迫者并且支持他们；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这一切,都是凭藉封建势力给予他的特权而产生的，他还不可能否定封建主义的统治。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最后只能到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中去。 林黛玉形象 林黛玉是一个比贾宝玉更多一些悲剧色彩的艺术典型。她出身在一个已衰微的封建家庭。祖上曾封列侯，到她父亲一代便已不能袭爵，父亲是科甲出身，官做到巡盐御史。林家支庶不盛，门庭单薄。林黛玉没有兄弟姐妹。母亲的早逝使她从小失去母爱，同时也使她没有像一般大家闺秀那样，从母亲那里受到礼教妇德的熏陶和训练。父亲请了家塾先生教她识字读书，又因她身体怯弱，课读也就不甚严格。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对她的影响有限得很，她保持着纯真的天性，爱自己之所爱，憎自己之所憎，我行我素，很少顾及后果得失。这种性格最不宜寄人篱下，可是她因父母相继去世，偏偏不得不依傍外祖母家生活。她寄居在声势显赫的荣国府里,环境的势利与恶劣,使她自矜自重,警惕戒备;使她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使她用真率与锋芒去抵御、抗拒侵害势力，以保卫自我的纯洁，免受轻贱和玷辱。 在这个冷漠的环境中，她遇着热心、真诚的贾宝玉，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瞬间就彼此达到了了解和默契，他们都在对方的身上发见了自己，在自己心灵上照见了对方。他们由青梅竹马顺乎自然地发展成爱情。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经历了初恋、热恋和成熟三个阶段。初恋时的缠绵和□牾都还带着孩童的幼稚和单纯。自林黛玉扬州奔丧回来，他们的恋爱进入热恋时期。他们爱情的思想原则逐渐明晰和自觉起来。林黛玉从她孤苦无依的身世与处境和高洁的思想品格出发，执著而强烈地向贾宝玉要求着彼此“知心”、“重人”、忠于自我并与“金玉之论”以及封建主义秩序截然划分界限的严肃专一的爱情。她或喜或怒、变尽法子反复试探贾宝玉的真心，一旦得到贾宝玉的肺腑之言以后,她的感情便趋于平静,由对贾宝玉的不放心转而对恶劣环境的深沉的忧虑。“诉肺腑”是他们恋爱转入成熟的标志。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注定是一个悲剧。这个恋爱在两个层次上与封建主义发生矛盾:首先,它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进而由于恋爱的叛逆思想内核又与整个封建主义相冲突。林黛玉和贾宝玉不肯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们代表着新兴的力量与封建家庭对峙着；而封建家庭要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又决不可能允许这种恋爱存在和发展下去，这个冲突毫无调和余地。制造悲剧的不是贾母、元妃或王熙凤某个或某几个人，而是封建主义。作为外祖母的贾母并非不心疼林黛玉，但她选择孙儿媳妇终究要考虑整个家族的利益。林黛玉的羸弱的身体、孤傲的脾性以及自定终身的越轨行为，贾母是不能喜欢的，她要给贾宝玉说亲，曾托过清虚观的张道士，后来又留意打量过薛宝琴，这些迹象表明她就是没有选择林黛玉的意思。她所以一时不能对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恋爱断然干预，主要是怕伤害了贾宝玉。贾母是一个绝对利己的享乐主义者，她晚年生活需要的是甜、闹和团圆，尤其需要贾宝玉伴随在身边，贾宝玉的任何不虞都将破坏她晚年的安宁。随着贾家境况的恶化，随着家长要把贾宝玉引上封建正路以挽救家庭颓局的希望日益明确和强烈，家长便把他们的缔结“金玉良缘”的意愿一次又一次的暗示出来；同时，一次又一次的剿杀贾宝玉身边的反抗势力，并且把压迫的圈子越来越紧缩到贾宝玉和林黛玉身上。敏感多病的林黛玉挣扎着，一心想得到幸福自由的生活，她曾因自己终身无人依恃而频频想念自己的父母，她还曾幻想过薛宝钗母女的同情和庇护，但环境是那样的虚伪和险恶，她的幻想破灭了，眼泪流尽了，终于怀抱纯洁的爱和对环境的怨愤永远地离开了尘世，实现了她的誓言：“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黛玉出情图 选自清代《红楼梦人物图册》 薛宝钗形象 薛宝钗出身在一个豪富的皇商家庭。母亲是金陵王家的小姐，外公曾主管皇家外事贸易，舅舅王子腾从京营节度使做到九省都检点，是朝中拥有军权的势要人物。薛家是商人与贵族的结合，既有注重实利的商人市侩习气，又有崇奉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倾向。薛宝钗幼年丧父，兄长薛蟠是个没有出息的酒色流氓。薛家虽富却不贵，薛蟠打死人命要逃脱法网，就不能不依仗贾家、王家政治势力庇护。薛家由于后继无人，和贾家一样也面临着败落的危险。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薛宝钗秉赋着与林黛玉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质。她们同样都博览诗书，才思敏捷，但林黛玉一心追求美好丰富的精神生活，薛宝钗却牢牢把握着现实的利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薛宝钗孜孜以求的是富贵荣华。 薛家母子三人在贾家长期住下的用意是要实现薛宝钗与贾宝玉的“金玉良姻”。薛宝钗深知自家的境况和母亲良苦的用心，而贾宝玉的人品和才情在一般王孙公子中是十分难得的,故她在初次和贾宝玉单独相处时,是那样热衷于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是那样急切地让贾宝玉认识自己项上的金锁，她的要取得未来的“宝二奶奶”名分的意图一开始就已表露。起初，她也并不顾忌封建闺训，贾宝玉走到那里，她几乎都要跟到那里，搬进大观园后,她还常常到贾宝玉的怡红院玩到深夜,以至引起晴雯的不满。她去探视被父亲打伤的贾宝玉时压抑不住内心的爱怜之情，甚至有一次忘情地坐在午睡的贾宝玉身边，为贾宝玉做活计。 薛宝钗理想的丈夫是功名富贵中人，她比贾宝玉的父母更敏感到贾宝玉离经叛道的危险倾向，因而不断地以自己少女的妩媚和婉转的言词，同时还笼络了贾宝玉身边的丫鬟袭人,从正面和侧面规谏贾宝玉改弦易辙,劝他留心功名仕途，走上正路。这种规谏总是使贾宝玉从对她的潜意识依恋中惊醒过来，看到他和她分明站在两条永不相交的人生道路上，渐次冷淡了对她的感情。 薛宝钗得不到贾宝玉的爱情，但却握有实现婚姻的优势。她知道婚姻的缔结不在当事人，而取决于家长之命，她宁愿伤害贾宝玉的感情也不愿忤逆家长的意志。她的性格为人，早已获得贾家上下的普遍赞许，她又格外用力地取悦贾府的统治者。元春从宫里送出的灯谜本不新奇，她故意只说难猜；贾母要她点戏点菜，她就专点热闹戏文和甜烂食品；金钏被逼自杀，她为了安慰王夫人反说金钏糊涂。薛宝钗以她的人品和才干，逐渐在封建家长的心目中造成了“宝二奶奶”非她莫属的牢固地位；再加上薛家拥有贾家所急缺的财富，她所追求的婚姻势在必成。然而“金玉良姻”只是徒具形式的婚姻，这种婚姻的成功意味着她的悲剧的开始。 《红楼梦》悲剧的社会内容 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有着深厚的社会内容。《红楼梦》不是孤立地描写爱情婚姻事件，而是在这中心事件的周围配置了一系列贵族、平民以及奴隶出身的女子的悲剧，展示了极其广阔的封建社会的典型生活环境。作者是从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斗争里，从无比地错综着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充分地描写这个中心事件的。小说第58回以后,就较少描写爱情了,转而大量地描写环境。着重表现了四个问题：①奴隶与主子的对抗性矛盾；②家庭的内部矛盾；③家族后继无人的危机；④经济上入不敷出的危机。经济危机是前3个矛盾的重要背景。 在中国小说史上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像《红楼梦》这样对一个贵族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如此全面、精细而真实的描写，这些描写不仅构成情节的重要背景，而且深深楔入作品人物的意识，影响和左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整个情节发展的动力之一。贾家经济来源主要是地租、官俸和爵禄的数额很小，元春的赏赐也有限，贾家主要指望黑山村这样的庄园的地租。但贾家的超经济的榨取已经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这些贵族庄园本已凋敝，又加旱涝灾害侵袭，宁国府八九个庄子，一年中便旱涝了两处,黑山村收成较好,但也只有预计的一半。收入日渐枯竭,可是贾家却不能将就省俭,他们不能不维持贵族应有的体面。王熙凤主张裁减侍候小姐的丫鬟，王夫人认为如今小姐已没有了往日的排场，再要裁减就太不像样了。探春模仿赖大家的花园的经营方式，想在大观园的花花草草上挣点银子，薛宝钗便立即提醒她不可见利忘义，失了贵族体统。这是一幅典型的封建末世贵族地主经济的图景：贵族榨干庄户农民的血□，还是满足不了自己的挥霍浪费。到了后来，贾家中秋宴席上的米饭都要按人头定量；为了应付贾母八十寿辰，不得不变卖家用器皿;贾赦还不起暴发户孙绍祖的五千银子,竟将女儿迎春嫁他抵债;王熙凤的药方中须用二两人参,荣国府居然就拿不出来。经济的恶化，加深和激化了贾家内外各种矛盾，造成缔结“金玉良姻”的客观情势。 作者环绕着贾宝玉描写了以晴雯为代表的女奴们，为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争取人一样的生活而进行的悲剧性的抗争。这是贾府中的对抗性矛盾。晴雯和贾府中的所有丫鬟一样有着自己的悲苦的身世，但是她和谄媚主子的袭人,钻营攀附的小红迥然不同,她宁愿冒着杀身危险触怒主子，也不肯低声下气承认自己是可以任人糟践的奴才。她敢于顶撞摆主子嘴脸的贾宝玉，随时抨击那些表现奴性的丫鬟，一贯地尖锐地和媚主求荣的袭人对峙。到她被赶出大观园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她怀着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极度悲忿地抗议人世的冷酷、黑暗和不平。晴雯这样的丫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存在，她形神都像林黛玉，与贾宝玉建立了超越主奴关系的纯真感情。她还有一群绝少奴性的伙伴。鸳鸯一向沉静温柔，当她反抗贾赦时却爆发出雷鸣闪电般的力量，她拒绝做贾赦的小老婆,而且拒绝做任何人的小老婆,她蔑视那个社会作为一个丫鬟所能得到的最高地位，表现着誓不承认自己是奴才的平等要求。司棋与她表弟偷偷恋爱，这个恋爱被主子发现后,她竟毫无畏惧和羞惭,她是一个人，也要求得到做一个人的权利。芳官和她的“小戏子”姐妹们,从苏州被卖到了贾家,但她们内心没有一天接受奴才地位,没有一天过服贴谦卑的生活,她们随心所欲，闹出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晴雯和这些没有奴性的丫鬟，与贾宝玉、林黛玉一道，实际上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反抗力量，冲击着已经腐朽了的贾氏家族。晴雯 戴敦邦作 贾氏家族的内部矛盾也在加速着自身的衰亡。为了权力和金钱，这个钟鸣鼎食的诗礼之家内部，房族、嫡庶、妯娌、婆媳，乃至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展开了公开的和隐蔽的、正面的和迂回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竟达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王熙凤正处在家族权力斗争的中心，她风流俊俏、口齿伶俐，凭着娘家显赫的地位和贾母特别的恩宠，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和扩张势力；她扬言自己从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为了一己之利残害人命亦毫无忌惮。她作威作福，积怨渐多。赵姨娘想要为儿子贾环争夺继承权，不惜使用魇魔法对付她和贾宝玉。宁国府的尤氏则伺机奚落她，拉拢她的亲信和仇敌。邢夫人对儿媳王熙凤极为不满，她在“绣春囊”上大做文章，实际上是想打击王熙凤。此外，贾府的仆妇丫鬟早已不能忍受王熙凤的刻薄贪吝，骂她是“巡海夜叉”，用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抵制她的统治。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弄得她心力交瘁，终于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接替她的是三小姐贾探春，她志向远大，才能出众，无奈贾家大势已去，她又是庶出，地位本不坚实，她的兴利除弊的想法也得不到那些醉生梦死和愚钝庸碌的老爷们的理解和支持，尽管有李纨和薛宝钗的襄理，她竭尽全力所进行的改革很快便遭到失败。经历了这样一场事故的探春，痛心而清醒地感觉到这个赫赫扬扬的大家庭，再也没有振兴的希望了。贾政、贾赦 戴敦邦作 贾家越是接近灭亡，就越是不能容忍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就越迫切地需要成就贾宝玉和薛宝钗的“金玉良姻”。贾宝玉是贾家子孙中唯一有希望可以中兴家业的继承人,家长们要把他引上正路,就不能不摧毁他和林黛玉的爱情,就不能不聘娶维护封建主义的薛宝钗。陷于困境的贾家不仅渴望薛家金钱的支持，而且急需能干的薛宝钗来治理家庭。贾家男性腐朽不堪,早已是“女性当家”。贾母处在贾家的最高权力地位上，她是家庭中辈份最高的长者，更重要的她是贾家的精神领袖。在她的面前,贾政连教训儿子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一个大家庭中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便是衰朽的征兆。封建社会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贾氏家族的旺盛发达恰恰经历了五世，这时，它的子孙虽多，却都只知安富尊荣，尽情享乐，竟没有一个运筹策划的人。这个家全靠王熙凤支撑着。王熙凤下台，探春理家失败，后继者就只能是薛宝钗。王夫人请薛宝钗帮助探春理家，已经表现了对薛宝钗的急迫期望。“金玉良姻”体现着贾薛两家的根本利益。封建势力制造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然而它所强制缔结的“金玉良姻”也没有如愿以偿。贾宝玉的逃遁使得这个婚姻成了千古遗憾。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处理的是社会问题，但他不可能知道是社会问题，他把《红楼梦》悲剧看作是人生的悲剧。虽然，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里敏锐地感受到那时代的窒息气氛,深刻体验到社会统治势力的罪恶,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无法认识到制造悲剧的社会根源。这样，他一方面真实地描绘了生活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贾宝玉和社会所造成的爱情婚姻悲剧，另一方面却又把这一切最后归结为人生的苦痛和无常。小说开头描写的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神话、主宰人间风情月债的太虚幻境、似有若无的甄宝玉和来去无踪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给《红楼梦》悲剧蒙上一层感伤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 曹雪芹的思想明显含有新的民主主义因素，但也没有能够脱离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他通过《红楼梦》形象体系所表达的思想，在当时历史阶段中是先进的。但他一面鼓吹人的“情”、“性”或“欲”，以反对统制文化思想的“理”，一面还是只能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为孔孟之学作新的解说。他一面反对专制主义，一面还只能向往于古代仁君之政。曹雪芹的思想有着深刻的苦闷，他毕竟已经感受到了新时代因素的搏击。他的孤独是伟大的孤独。 艺术成就 《红楼梦》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叙述和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深厚、逼真、自然。《红楼梦》的世界是作者在生活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那环绕着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大大小小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同年龄和性别、不同姿容和性格的几百个人物，以及他们互相之间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所发生的依存和矛盾的关系，那环绕着贾、林、薛的爱情婚姻像辐辏式展开的众多事件，以及它们之间互相勾连又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都像是天然浑成，一点不见人工斧凿的痕迹。曹雪芹写人物完全打破了“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写法，他写的人物都植根在社会生活环境和各自具体境遇之中，都活动在纵横交错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其性格受着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牵制，包含着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因素，表现出多方面的特点，但是这种性格的多样性又有机地统一在主导方面；这样与环境交融的性格不会是凝固的，它在主导方面的支配下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着。作者着笔稍多的人物，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然而他们又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存在。所有的人物，包括中心人物、主要人物和陪衬人物，作者都是总揽全局，按照主题的需要和生活的逻辑进行了匠心的安排，使得每一个安排都尽量地发挥多方面的作用，显示出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意义，而彼此又处处关合照应，紧紧围绕中心集结成为一体。这样，《红楼梦》就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单线式结构，它以贾宝玉为中心人物，以贾、林、薛爱情婚姻纠葛为贯串线索，但作者不像通常的单线结构方式那样把与中心情节有关的各种社会关系弃置不顾，专一去描写中心的人物和事件，而是把中心的人物和事件放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与生活环境中的各种矛盾线索齐头并进,并且揭示出中心情节和其他各种情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红楼梦》展现的情节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红楼梦》在艺术表现上普遍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作者安排了鲜明对照的两个世界：一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大观园，这是被统治者的世界；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这是统治者的世界。大观园以贾宝玉、林黛玉和一群处在被压迫地位的丫鬟为主，包括年轻的小姐们在内，是一个自由天真、充满了青春的欢声笑语的女儿国。而与之对立的男子世界，则在权威和礼教的外衣下，处处都是贪婪、腐败和丑恶。这男子世界以男性统治者为中心，还包括掌权的贵族妇人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等人以及执行统治者使命的老妈子如王善保家的之流。在大观园女儿国中，以各个人物的主观思想又分明形成两股对峙的势力：贾宝玉、林黛玉、晴雯、芳官等人追求个性自由，背离封建礼教；薛宝钗、袭人自觉地维护封建礼教。这两种势力的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封建社会的矛盾。但是薛宝钗、贾探春、袭人等又不同于一般统治者，尽管她们在主观上站到了封建势力的一边，但由于她们自身受人摆布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得到的悲剧结局，也和“薄命司”的其他女子一样，程度不同地令人同情。《红楼梦》插图 戴敦邦作 作者把这两个世界对比着写。例如第58回至63回写大观园的春天,展开一群少女们的优美、纯洁的心灵,描写了贾宝玉和少女们的天真无邪的情谊，接着笔锋一转，呈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是贾珍、贾蓉、贾琏们的魍魉世界。贾珍们对女性的玩弄和糟践，被视为正常和合理，而贾宝玉与女孩子对自由的追求则被视为忤逆越轨，善恶、美丑的对比如此鲜明而又如此鲜明的被颠倒，恰好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作者还常常拿一个人对两件事的不同态度对比，拿两个人对同一件事的态度对比，在对比中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隐秘,表达作者的爱憎倾向。王熙凤生日庆典,贾宝玉却偷偷跑出城外去祭奠金钏,在贾宝玉的观念中,祭奠一个屈死的丫头要比庆祝王熙凤寿辰重要得多。这是一个人对两件事的态度对比。两个人对同一件事，如贾宝玉、薛宝钗对病中林黛玉的态度，薛在一个秋雨黄昏探视林黛玉，她见面就说林黛玉气色不好，话说得很甜，答应晚上再来却终于没有来;晚上来的却是贾,他见面就说林黛玉气色好多了。薛的真话中缺少善意，而贾的假话中却充满了体贴和柔情。作者运用对比十分自然，丝毫不见斧凿的痕迹，而且意味深长。 《红楼梦》善于处理虚实关系,它实写而不浅露,虚写而不晦暗，有虚有实，虚实相互照应、相互补充，创造出一个含蓄深沉的艺术境界。作者始终不肯直接描写贾家冷遇林黛玉。但作者通过袭人的口具体描画了史湘云寄居婶母家的境遇，直接描写了中秋之夜被冷落在团圆宴席之外的三个孤女，在冷月寒塘的凹晶馆的吟诗联句描写了她们三人的孤寂和悲苦。通过这些实笔，可以想象林黛玉的处境，林黛玉自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点也不夸张，它真实地表现了环境的险恶以及她在险恶的环境中的感受。 作者很善于运用“春秋”笔法，也就是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比如写王夫人对林黛玉的憎恶，就写得十分含蓄。清虚观打醮张道士提亲和贾宝玉拣金麒麟，加上在这之前元春送给贾宝玉、薛宝钗两人一样的节日礼物，这些触发了林黛玉与贾宝玉一场闹动全家的口角，闹得贾宝玉要砸碎脖子上的“通灵宝玉”，这在家长看来是严重的事情。作者不写王夫人对此事的态度，笔锋一转，却写她如何抓住金钏的戏言，大骂金钏：“下作小娼妇儿！好好儿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把这个贴身的丫头逼到绝境。后来抄检大观园，作者写她听别人说晴雯的眉眼身段像林黛玉，便不管晴雯有错没错，立即吩咐撵出去，她指晴雯骂道：“好个美人儿！真像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如此种种，王夫人都是在指桑骂槐。只要读者仔细品味，便可意会王夫人言语和行为所潜藏的意思。《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它以一个贵族家庭为中心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上至皇妃国公，下至贩夫走卒，都得到了生动的描画。它对贵族家庭的饮食起居各方面的生活细节都进行了真切细致的描写，园林建筑、家具器皿、服饰摆设、车轿排场等等描写，都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它还表现了作者对烹调、医药、诗词、小说、绘画、建筑、戏曲等等各种文化艺术的丰富知识和精到见解。《红楼梦》的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史湘云 选自清代光绪五年刻本《红楼梦图咏》 影响和“红学”《红楼梦》最初以抄本传世，“当时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价,得金数十,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伟元《红楼梦序》）。1791年用活字印行之后，流传更广。《红楼梦》插图 戴敦邦作 《红楼梦》对青年的影响尤其大，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引起了封建时代渴求自由的青年们的共鸣。因此封建统治者把它视为洪水猛兽，多次明令禁毁。一些封建文人则编造一些无稽之谈来诋毁曹雪芹，但《红楼梦》屡禁而不绝，影响越来越大。封建文人有感于《红楼梦》又不满于《红楼梦》，于是创作了五光十色的续书。它们站在封建名教立场，受因果报应观念的支配，让林黛玉起死回生，制造一个虚假的大团圆，无异于狗尾续貂。 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是从脂砚斋开始的。《红楼梦》早期抄本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实这些抄本上的批语不尽出自脂砚斋，署名还有：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等等。但是以脂砚斋批语为多。脂砚斋生平不详，据他的批语的口吻和内容，大抵可以知道他很熟悉《红楼梦》创作的情形，参与过作品修改，与曹雪芹极亲近。脂砚斋的思想比曹雪芹落后，他的批评有不尽确当之处，然而脂批的重要价值仍不可抹煞。它证明《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并且提供了曹雪芹生平家世的重要线索；它提供了《红楼梦》生活原型的一些材料和创作过程的一些情况；它对《红楼梦》的艺术分析有独到之见；它还透露了曹雪芹原稿八十回以后的一些情节要点。 脂砚斋以后,评论和研究《红楼梦》者越来越多,人称“红学”。“五四”运动以前，影响最大的是评点派和索隐派。评点派以脂砚斋为代表，其后还有“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等。索隐派的代表性著作出现在清末民初，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他们认为《红楼梦》的人物情节只是作品主旨的幕障,人物情节影射着历史真事,只有考索出作品影射的真事才能明了《红楼梦》的真意。这种方法几近于猜谜。“五四”运动以后,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崛起，扫除了索隐派的梦呓，但由于观点、方法的限制，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仍旧没有能够正确解释《红楼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红楼梦》研究得到蓬勃发展，逐渐深入，领域逐渐扩大到《红楼梦》的版本、《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 《红楼梦》后40回、 《红楼梦》的历史地位、《红楼梦》的续书和改编、《红楼梦》批评史等等。科学意义的“红学”正在形成。 《儒林外史》返回目录 清代小说。 作者的生平和其他创作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粒民；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又因自故居安徽全椒移居南京，故又自称秦淮寓客。他的祖上定居安徽全椒县以前,原居江苏六合。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1658)的探花，与诗人王士□同榜，官至翰林院侍读，提督顺天学政。祖父一辈吴晟是康熙丙辰(1676)进士，吴□是康熙辛未(1691)榜眼。吴敬梓的亲祖父吴旦以监生考授州同知。60年间，他们一家有进士、举人等功名以及出仕的官员十四、五人，贡生、秀才之类还不计在内。吴敬梓的家庭可说是科甲鼎盛的缙绅世家。 吴敬梓的生父名雯延，吴敬梓是他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他被过继给长房吴霖起为嗣。霖起是康熙丙寅(1686)的拔贡，曾任江苏赣榆县教谕，就在吴敬梓考取秀才的雍正元年(1723)死去，其时吴敬梓23岁。 吴霖起死后，近房中不少人觊觎遗产，吴敬梓是嗣子，便给了他们以可乘之隙，于是发生了吴敬梓《移家赋》中所说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争产纠纷，乃至发生了亲族冲入家中攫夺财产的事件。吴敬梓的堂兄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曾追记其事。这件事不仅刺激了吴敬梓，使他看清了封建社会家族伦理道德的丑恶本质，认识了那些衣冠楚楚的缙绅人物的虚伪面目，使他和那些倚仗祖业和门第做寄生虫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作为缙绅阶级的叛逆,他首先挥霍遗产,30岁以前,就将田产房产都消耗光了。结果“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的注脚）。在家乡舆论的压力下，他再也不愿在全椒生活下去，终于在33岁时移家南京，开始了他的卖文生涯。36岁那年，曾被荐应博学鸿词之试，但只参加了省里的预试，就托病辞去了征辟,甘愿过素约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最后客死在扬州旅次。《儒林外史》的写作年代难以确定，但至少下半部是在吴敬梓定居南京、辞去征辟以后陆续写成的。此外,吴敬梓一生还写了不少诗、词、文、赋,部分结集在今存的《文木山房集》中。他晚年也曾治经，著有《诗说》7卷,今佚。但那些作品的价值和影响，都远远不能和《儒林外史》相比。 《儒林外史》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 《儒林外史》表面上写明代生活，实际上展示了一幅18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的灵魂入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堪救药，乃至城乡下层人民都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灵魂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吴敬梓揭发了这些丑恶的人物和他们的关系，并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艺术形象揭露了造成这些人物的社会制度，因而他的讽刺就给了封建社会以有力一击。小说也宣泄了作者对善良人物的诚挚深厚的爱心，表明了艺术家善善恶恶、爱憎分明的态度。 抨击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是《儒林外史》社会批判的主要方面。小说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现了两个被科举制度塑捏得既可怜又可笑的人物──周进和范进。周进应考到60岁，胡子已经花白了,还是一个老童生,只得到薛家集去教村塾，受尽了新进秀才梅玖的奚落和举人王惠的卑视，最后连个教书的饭碗也保不住了。因此，当他由于偶然的机会，去参观省城的贡院时，半生蕴蓄的辛酸逼使他不由得“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苏醒后满地打滚，放声大哭。可是当他一旦中了举，联捷成进士，做了国子监习业以后，曾经奚落过他的梅秀才便冒认自己是他的学生，他早年写在村塾中的对联也成了“周大老爷的亲笔”，必须揭下来裱好；这个当年受人鄙视的穷老头子就被用金字写成的长生牌位供起来了。吴敬梓墨迹 周进的故事侧重于写这个人物发科前后的命运，范进的故事除了描叙他本人的前后遭遇外，更着力于描写他命运的转变中围绕在他周围的人物的色相。作者在更大的范围里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社会各色人等的毒害。20岁起应考不举的范进，垂老才因周进的赏识，考取秀才并中了举，他的妻子、母亲、丈人胡屠户、乡绅张静斋，以及邻里乡党，立刻由憎厌一变而为谄谀。世态炎凉在这里被作家刻画得淋漓尽致，并且揭露了那些把八股文视为学问的精华、把科举制度当作道德规范的代表人物的本相。而这些道德家的操守，也只是打秋风、通关节、鱼肉人民、武断乡曲，而且愈贪酷，也就飞黄腾达得愈快。吴敬梓把那些科举出身的上层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通过对科举制度的抨击，揭出了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的痼疾之所在。 在科举制度的魔影下，那些科场败北，捞不到功名，从而也无法进入仕途的人，其所以要作诗，刻诗集，结诗社，摆酒宴，写斗方，充当名士，目的也无非是想取得和科举出身相等的社会声价。书中，头巾店老板兼做名士的景兰江，议论医生兼名士的赵雪斋时，就曾经说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作品揭示附庸风雅的名士之泛滥，也是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在士人精神状态上的一个重要反映。上至冢宰子弟胡三公子，也因“死知府不如活老鼠”，要挤进名士堆中去绷场面；狗屁不通的举人卫体善、贡生随岑庵，都要拖着八股腔，去做些“且夫”、“尝谓”之类的歪诗。下而至于头巾店老板景兰江，为做诗把本钱做得精光；盐务里的巡商支剑峰，也戴着头巾，吃醉了酒满街吟诗，被府里二爷一条链子锁了去；乃至于乳臭未干的牛浦郎，也要冒充老名士牛布衣去闯江湖；妓院老板王义安、测字先生卜言志、刻字匠郭铁笔，上述所有这些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都要想方设法地混到名士的行列中去。 吴敬梓不是一味愤世嫉俗的冷酷的作家。他在鞭挞这些社会寄生虫、揭露这个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卑下的精神状态的底蕴的同时，对社会下层的善良人物寄以深挚的同情和爱心。在《儒林外史》中，和尖刻的讽刺相辅，作者用酣畅饱满的抒情诗的笔调，歌颂了许多正直仁善的人物，倾注了对他们深挚的爱，如甘露寺老僧对旅居无依的牛布衣的照料和慰藉，以及为他料理丧事的情景；牛浦郎的祖父牛老儿和亲家卜老的相恤相助的情谊；鲍文卿对落魄的倪霜峰的照顾和对倪廷玺的收养,等等,作者都将深厚的同情，寄托在朴素无华的白描中，表彰了这些善良的灵魂的美德。这种对下层人民的优良品德的如此深情的描绘，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不多见。其中更令人感动的是描写向鼎和鲍文卿这对地位迥异的正直人物的道义之交的数回，这些充满激情的场面，是《儒林外史》精采而有魅力的篇章。这种对善良人物的热烈的爱慕，透露了作者对生活的真挚的爱的本性。 《儒林外史》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它既正面控诉了封建礼教和道学的虚伪，也隐隐透露了清代文字狱的残酷；既刻画了统治制度的腐朽，也写出了城乡风俗的颓败。吴敬梓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社会不可容忍的弊害，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改革这些弊害的方案。他只能提出要求知识分子讲究文行出处,提倡以礼、乐、兵、农来济世,而在整个社会制度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变革的历史条件下，他的主张显然是办不到的。这个致命的弱点,反映在他的小说中,就出现了他所蓄意创造的那些理想人物的软弱无力。小说后半部的那些正面人物如虞博士、庄征君等，都是形象不丰腴、没有生命力的人物。小说中祭太伯祠的场面、郭孝子的故事、萧云仙的故事、汤镇台的故事等宣示礼、乐、兵、农的情节，便只能靠传闻，靠传统故事，靠缺乏生活的虚构敷衍成篇。这些是小说的败笔，以至人们怀疑是否是后人窜入的。但小说中主要的篇幅，那些吴敬梓有丰富生活基础和卓越的艺术认识的部分，特别是讽刺艺术的成就，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杰作。 吴敬梓是刻画人物性格的巨匠，只消三言两语，人物形象便勾勒出来了，他们内心的隐秘全部揭开了。作家在描画他们片刻活动时，已经将人物的历史、他们生活的全部本质摄取在内了。卧闲草堂本所附的评语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关于书中的人物，据吴敬梓的姻戚晚辈金和的跋文说，大都是当时实有的人物，“或象形谐声，或庾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金和指出杜少卿即作者的自况，马纯上即冯萃中,迟衡山即樊南仲,牛布衣即朱草衣等20多个例子。这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艺术家肯定要从现实中撷取素材，以他所熟悉的真实人物为模特儿的；但吴敬梓绝不是单纯地记录真人真事，他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所凝成的艺术认识熔铸在人物身上，使他们具有独创的个性，成了能概括广泛社会关系的形象；并通过人物的交际，呈现出整个社会生活的图景，并对所呈现的生活作出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作家中，象吴敬梓这样带着高度自觉的目的性，用艺术创作来“指摘时弊”的也罕有其匹。《儒林外史》的艺术效果，是吴敬梓的理想、他的创作动机的直接的实现。 《儒林外史》并没有一个或几个贯穿全书的主角，也没有起讫完整的情节。“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很近于当代文学理论所说的“生活流”式的作品。小说开头用“楔子”标举了一个不慕荣利、不随俗俱流的理想人物王冕，接着使“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同前），最后以四个市井奇人的故事作结，其规制也如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列传的扩大化。由于吴敬梓塑造人物性格的卓越能力，他通过人物之间的辐射，前后人物和事件的呼应，呈现了纷沓的生活的本源状态，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质，从而使《儒林外史》成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儒林外史》的影响和版本 《儒林外史》是中国叙事文学中讽刺艺术的高峰，它开创了一个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它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崩溃期的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显著。晚清的长篇小说，凡稍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清末的小说，如《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品，纵使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角度和艺术成就不同，都可以视为它的余脉。《儒林外史》和比它稍晚的《红楼梦》，标志了中国长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成熟。《儒林外史》摆脱了传统小说才子佳人的香艳俗套，全书没有一个爱情故事，只依靠对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真实的艺术塑造，取得巨大的生命力。 《儒林外史》历来有50回、55回、56回等歧说。吴敬梓的友人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中说,原稿50回,金和的跋文中说它本来是55回，并说最早的刻本是金兆燕乾隆间任扬州教授时所刻。但金刻本至今未见，是否55回,没有实证可以断定。现存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刻书已在作者逝世后50年，为56回本。此后比较有名的，有同治十三年(1874)的齐省堂本和同年的《申报》馆活字本，都出于卧闲草堂本的56回本。迄今可据的材料，还不能证实原作为50回或55回，只能根据现存最早的版本认为全书应为56回。 李汝珍 返回目录 清代小说家。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曾在河南任县丞。一生多在江苏海州生活。他博学多才，读书不屑于章句帖括之学，如对壬遁、星卜、象纬、篆隶之类,无不博涉。对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他是一个有社会理想，憧憬新生活的落魄秀才。著有《镜花缘》、《李氏音鉴》、《受子谱》。清代道光十年重刻本《镜花缘》 《镜花缘》是李汝珍晚年的作品,原拟写200回，结果只完成100回。前 50回写秀才唐敖和林之洋、多九公三人出海游历各国及唐小山寻父的故事：女皇武则天在严冬乘醉下诏要百花齐放，当时百花仙子不在洞府，众花神不敢违抗诏令，只得按期开放。因此，百花仙子同99位花神被罚，贬到人世间。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唐敖仕途不利，产生隐遁之志，抛妻别子跟随妻兄林之洋到海外经商游览。他们路经几十个国家，见识许多奇风异俗、奇人异事、 野草仙花、 野岛怪兽，并且结识了由花仙转世的十几名德才兼备、美貌妙龄的女子。唐小山跟着林之洋寻父，直到小蓬莱山。遵父命改名唐闺臣，上船回国应考。 后50回着重表现众女子的才华。武则天开科考试，录取 100名才女。她们多次举行庆贺宴会，并表演了书、画、琴、棋，赋诗、音韵、医卜、算法,各种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提壶种种面戏之类，尽欢而散。唐闺臣二次去小蓬莱寻父未返。最后则写到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儿子，起兵讨武，在仙人的帮助下，他们打败了武氏军队设下的酒色财气四大迷魂阵，从而中宗继位。 小说内容庞杂，涉猎的知识面广阔。作品颂扬女性的才能,充分肯定女子的社会地位,批判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作者颂扬才女的智慧才干。象黑齿国的亭亭和红红，小小年纪竟把天朝大贤、满腹才学的多九公问得“□如雨下”，“抓耳搔腮”，“满面青红，恨无地缝可钻”。如骆宾王神箭射虎的本领，远远超过男猎户；颜紫绡女中剑侠，飞檐走壁，神出鬼没，枝兰音、林婉如精通音韵，米兰芬俨然是位数学家。另外像宫娥上官婉儿“学问非凡”，“才情敏捷”，“胸罗锦绣，口吐珠玑”，作诗又快又好，朝臣无不拜服。 作者理想中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这里反映出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人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良好愿望。虽然自明中叶以来，不乏歌颂妇女才能的作品，但是“女儿国”却是李汝珍的独创。 作者借想象中的“君子国”，表现他的社会理想。“君子国”是个“好让不争”的“礼乐之邦”。城门上写着“惟善为宝”四个大字。“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这里的宰相，“谦恭和蔼”，平易近人，“脱尽仕途习气”，使人感到可亲可敬。这里的人民互谦互让，“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卖主力争少要钱，售出上等货；买主力争付高价，取次等货，彼此相让不下。小说以此来否定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封建官场和尔虞我诈、苞苴盛行的现实社会。 作者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笔，嘲讽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民国”装腔作势的学究先生，居然将《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这样的不学无术之辈,又是视“一钱如命”，尽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图者流。“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德行耆儒”、“聪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的衣着都是儒巾素服。他们举止斯文,满口“之乎者也”，然而却斤斤计较，十分吝啬，酒足饭饱后连吃剩下的几个盐豆都揣到怀里，即使一根用过的秃牙杖也要放到袖子里。作品以内外对照的手法揭露这些假斯文的酸腐气，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儒林的丑态。清代点石斋本《镜花缘》插图 作者还以漫画的手法，嘲讽和批判种种品质恶劣和行为不端的人们。“两面国”的人天生两面脸，对着人一张脸，背着人又是一张脸。即使对着人的那张脸也是变化无常，对“儒巾绸衫”者，便“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对破旧衣衫者，冷冷淡淡，话无半句。一旦人们揭开他的浩然巾，就露出一副狰狞的本相。“无肠国”里富翁刻薄腌□，用粪做饭供应奴仆。“穿胸国”的人心又歪又偏。“翼民国”的人头长五尺，都因好听奉承而致。“结胸国”的人胸前高出一块，只缘好吃懒做。“犬封国”的人长着狗头。“豕喙国”的人长着一张猪嘴。皆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镜花缘》继承了《山海经》中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一些材料，经过作者的再创造，凭借他丰富的想象、幽默的笔调，运用夸张、隐喻、反衬等手法，创造出了结构独特、思想新颖的长篇小说。但是小说刻画人物的性格较差，众才女的个性不够鲜明。尤其后半部偏重于知识的炫耀，人物形象性不足。所以鲁迅说“则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矣”。 《野叟曝言》返回目录 清代小说。20卷。作者夏敬渠(1705～1787)，字懋修,号二铭,江阴（今属江苏）人，诸生。他好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他自负才学，游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北、陕西各省，结交当时名公巨卿，然而屡踬科场，终身不得志。所著除《野叟曝言》外，还有《纲目举正》、《浣玉轩诗文集》、《唐诗臆解》、《医学发蒙》等。 《野叟曝言》是夏敬渠于晚年所著。小说以明代成化、弘治两朝为背景，叙写文白一生的英雄业绩。文白字素臣，他文武双全，胸怀大志，是个“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第1回），见宦官擅权，□僧怙宠，国事日非，于是游历天下。他一路上除暴安良，济困扶危，相继救得美貌才女璇姑、素娥和湘灵，后皆纳为侧室。入都后，为皇帝及王子治病，显示起死回生之术，东宫太子尊以师礼，钦赐翰林。奉诏平定广西苗乱，大功告成又闻京中景王谋叛，立即匹马入都救护东宫太子，赴山东莱府保驾皇帝,尽除□党。东宫太子即位,进素臣为华盖、谨身两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并以郡主配为左妻。素臣平渐平倭又建新功，天子加礼，号为素父，□建府第，二妻四妾分居六楼。素臣于是大行其志,遂斥佛道，又东破日本，北平蒙古，南服印度,使拜佛之国皆崇儒术。素臣子孙蕃衍，皆得高官厚禄。小说结尾写除夕之夜，素臣四世同做一梦，意谓素臣当列于圣贤行列，地位当不在韩昌黎之下。 作者把自己的才学和生平的梦想都凝铸在文素臣身上。作者不曾中举，文素臣也是不第，但终于以白衣身分做了国师，做了宰相。作者生平谙于经史，兼知医诗兵算，文素臣也是谈经论史无所不通，还把四个爱妾分别收为医诗兵算的女弟子。作者一生坎坷，却渴慕功名富贵，于是写文素臣位极人臣，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小说描写文素臣，极尽浮夸，最后奉他为圣人。书中许多描写不合常情，而且根本违背自然法则。文素臣的形象按道学家的尺度是高大无比的，但他是不真实的，这个不真实的形象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封建道学家的心理。 借小说以炫耀才学，古已有之，而《野叟曝言》可称为代表作。全书内容正如“凡例”所说，“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谑”，无所不有。作者往往把自己经史论著中的原文大段大段移入小说。如78回之论三国，87回之论《中庸》皆是一字不易的摘录。至于那些医学算学自然科学方面的滔滔不绝的卖弄，则是科学中混杂着迷信，不可尽信。这样弄得史论不成史论,经解不成经解,小说不成小说。使得《野叟曝言》具有一种光怪陆离的面目。清代光绪七年汇珍楼活字印本《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在艺术上基本是蹈袭才子佳人小说和神魔小说。小说写文素臣与他的四个爱妾的离合悲欢，是才子佳人小说的俗套；写文素臣斩妖除□，天下无敌，又不出神魔小说的窠臼。 由于作者见闻广泛，阅历较深，小说对当时社会各地风土人情的描写，具有一定的价值。某些市井生活的情节和场面也写得生动传神。如第14回对财主有谋的刻画，除了正面写他在交易中的贪吝之外，还相当细腻地描写了他的书房，这环境的描写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有谋的吝悭、贪婪性格。作品中涉及朝廷的人物大多都有根据，景王即宁王朱宸濠，安吉即万安、刘吉，太监靳直即汪直、刘瑾，附靳直的陈芳、王□，即附汪直的陈钺、王越和附刘瑾的焦芳、张□，作者把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历史捏合在成化弘治两朝，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加工和虚构，这种不拘泥于历史事实而任意加以创造的态度，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特点，也反映了当时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倾向。 《野叟曝言》的作者以道学家自居，小说中却有大量猥辞亵语，这也是道学家灵魂的情不自禁的暴露。 该书有光绪辛巳（七年）□陵汇珍楼活字本 152回为初刻原本,光绪壬午（八年）申报馆排印本,154回,补足初刻原本之缺，实是后人的增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