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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初新志》返回目录 短篇小说集。清初张潮编辑。张潮字山来。新安人。除编《虞初新志》外,尚著有《幽梦影》、《花鸟春秋》、《补花底拾遗》等。 小说以“虞初”命名，始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虞初周说》，张衡《西京赋》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虞初旧释人名，但明人搜集《续齐谐记》和唐人小说八篇，刻为一书，命名《虞初志》，《四库全书总目》作《陆氏虞初志》，直以“虞初”作书名。后汤显祖有《续虞初志》4卷，邓乔林有《广虞初志》4卷，大抵裒集前人文章,非自撰写。清初张潮的《虞初新志》也是收集明末清初人的文章，汇为一编，共20卷。后郑澍若又有《虞初续志》12卷。各种“虞初志”都是短篇小说选集。 《虞初新志》所收篇章与以前各家选本有所不同，其中大抵真人真事，不尽是子虚乌有。如魏禧《姜贞毅先生传》、王思任《徐霞客传》、吴伟业《柳敬亭传》都是实有其人其事。至如侯方域的《郭老仆墓志铭》就更是真实记载。《虞初新志》所收故事的题材很广泛,一般都带有一些奇异的情节或不寻常的事件和人物，如王士□的《剑侠传》、彭士望的《九牛坝观□戏记》等，最为突出。 《虞初新志》中所收集的不少篇章用小品文的笔调，写不平凡的人物故事，引人入胜。 有康熙年间刻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带经堂诗话》返回目录 《照世杯》返回目录 清代短篇小说集。共 4卷。每卷演一故事。题“酌元亭主人编次”,首吴山谐野道人序,每卷后有“谐野道人评”。作者本名生平无考，序中提到“紫阳道人”和“睡乡祭酒”，而“紫阳道人”为《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睡乡祭酒”为《无声戏》序评者杜浚，两人皆明末清初人，据此可推知“酌元亭主人”也是明末清初人；作品卷二有“且说明朝叔季年间”的说法，显然是清朝人口吻。 《照世杯》书名来源于一传说，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一：“撒马儿罕在西边，其国有照世杯，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作者宗旨正在于描绘人情世态以警喻天下。其序说：“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妍□不爽其报，善恶直剖其隐，使天下败行越检之子惴惴然侧目而视曰：‘海内尚有若辈存好恶之公，操是非之笔，盍其改志变虑以无贻身后辱？’是则酌元主人之素心也哉！” 卷一题《七松园弄假成真》。叙苏州才子阮江兰不得上流女子赏识，却在青楼中得遇知己。此篇不出才子佳人小说的格局，唯佳人换做了青楼妓女。卷二题《百和坊将无作有》，叙一无赖儒生欧滁山骗人终被无赖所骗。卷三题《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叙商人杜景山受安抚迫害往安南交易猩绒终于幸免于难。卷四题《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叙土财主穆太公开厕所发财，其子学赌博居然进学成名。四篇小说描摹世情颇为真切，富于讽刺意味，尤其是卷二对欧滁山的行径和卷四对穆太公的丑态,都有极生动的刻画,夸张而不失真，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灵魂。此外，卷三描写广西边境的集市贸易,卷四描写赌博情形,都可作民俗考据的材料。《照世杯》于卷名之下又列有偶句的子目，体制略似章回小说，但叙述又并未按子目分段，其篇幅稍长于短篇，不及后来的中篇，是短篇小说向中篇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 《好逑传》返回目录 清代中篇小说。又名《侠义风月传》,4卷18回。清刊本题为“名教中人编次，游方外客批评”。著者批者俱不详。 《好逑传》叙述御史铁英之子铁中玉“既美且才，美而又侠”，曾为援救韩愿妻女，只身打入大□侯养闲堂。又有兵部侍郎水居一之女水冰心美貌聪慧，多次智胜过学士之子，恶霸过其祖仗势逼婚，后为铁中玉路遇所救，而铁因此遭害致疾，冰心则不避嫌疑，迎至家中护视，彼此相敬。几经曲折后，铁中玉得中翰林，与冰心成婚。其中水冰心抗婚一段颇为曲折，显示了她“临事作为，却又有才有胆,赛过须眉男子”的性格特色,在明清之际诸多才子佳人小说中属于上乘。全书大旨在宣扬“守经从权”之说，将纲常名教与青年男女正当交往调合起来，使“名教生辉”，“以彰风化”，因此夹有大段说教。 此书18世纪传入欧洲，有英、法、德文译本，曾得到德国作家歌德的赞赏，目前外文译本已达15种以上。清代刻本《好逑传》 《野叟曝言》返回目录 清代小说。20卷。作者夏敬渠(1705～1787)，字懋修,号二铭,江阴（今属江苏）人，诸生。他好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他自负才学，游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北、陕西各省，结交当时名公巨卿，然而屡踬科场，终身不得志。所著除《野叟曝言》外，还有《纲目举正》、《浣玉轩诗文集》、《唐诗臆解》、《医学发蒙》等。 《野叟曝言》是夏敬渠于晚年所著。小说以明代成化、弘治两朝为背景，叙写文白一生的英雄业绩。文白字素臣，他文武双全，胸怀大志，是个“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第1回），见宦官擅权，□僧怙宠，国事日非，于是游历天下。他一路上除暴安良，济困扶危，相继救得美貌才女璇姑、素娥和湘灵，后皆纳为侧室。入都后，为皇帝及王子治病，显示起死回生之术，东宫太子尊以师礼，钦赐翰林。奉诏平定广西苗乱，大功告成又闻京中景王谋叛，立即匹马入都救护东宫太子，赴山东莱府保驾皇帝,尽除□党。东宫太子即位,进素臣为华盖、谨身两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并以郡主配为左妻。素臣平渐平倭又建新功，天子加礼，号为素父，□建府第，二妻四妾分居六楼。素臣于是大行其志,遂斥佛道，又东破日本，北平蒙古，南服印度,使拜佛之国皆崇儒术。素臣子孙蕃衍，皆得高官厚禄。小说结尾写除夕之夜，素臣四世同做一梦，意谓素臣当列于圣贤行列，地位当不在韩昌黎之下。 作者把自己的才学和生平的梦想都凝铸在文素臣身上。作者不曾中举，文素臣也是不第，但终于以白衣身分做了国师，做了宰相。作者生平谙于经史，兼知医诗兵算，文素臣也是谈经论史无所不通，还把四个爱妾分别收为医诗兵算的女弟子。作者一生坎坷，却渴慕功名富贵，于是写文素臣位极人臣，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小说描写文素臣，极尽浮夸，最后奉他为圣人。书中许多描写不合常情，而且根本违背自然法则。文素臣的形象按道学家的尺度是高大无比的，但他是不真实的，这个不真实的形象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封建道学家的心理。 借小说以炫耀才学，古已有之，而《野叟曝言》可称为代表作。全书内容正如“凡例”所说，“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谑”，无所不有。作者往往把自己经史论著中的原文大段大段移入小说。如78回之论三国，87回之论《中庸》皆是一字不易的摘录。至于那些医学算学自然科学方面的滔滔不绝的卖弄，则是科学中混杂着迷信，不可尽信。这样弄得史论不成史论,经解不成经解,小说不成小说。使得《野叟曝言》具有一种光怪陆离的面目。清代光绪七年汇珍楼活字印本《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在艺术上基本是蹈袭才子佳人小说和神魔小说。小说写文素臣与他的四个爱妾的离合悲欢，是才子佳人小说的俗套；写文素臣斩妖除□，天下无敌，又不出神魔小说的窠臼。 由于作者见闻广泛，阅历较深，小说对当时社会各地风土人情的描写，具有一定的价值。某些市井生活的情节和场面也写得生动传神。如第14回对财主有谋的刻画，除了正面写他在交易中的贪吝之外，还相当细腻地描写了他的书房，这环境的描写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有谋的吝悭、贪婪性格。作品中涉及朝廷的人物大多都有根据，景王即宁王朱宸濠，安吉即万安、刘吉，太监靳直即汪直、刘瑾，附靳直的陈芳、王□，即附汪直的陈钺、王越和附刘瑾的焦芳、张□，作者把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历史捏合在成化弘治两朝，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加工和虚构，这种不拘泥于历史事实而任意加以创造的态度，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特点，也反映了当时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倾向。 《野叟曝言》的作者以道学家自居，小说中却有大量猥辞亵语，这也是道学家灵魂的情不自禁的暴露。 该书有光绪辛巳（七年）□陵汇珍楼活字本 152回为初刻原本,光绪壬午（八年）申报馆排印本,154回,补足初刻原本之缺，实是后人的增补。 《虞初新志》返回目录 短篇小说集。清初张潮编辑。张潮字山来。新安人。除编《虞初新志》外,尚著有《幽梦影》、《花鸟春秋》、《补花底拾遗》等。 小说以“虞初”命名，始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虞初周说》，张衡《西京赋》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虞初旧释人名，但明人搜集《续齐谐记》和唐人小说八篇，刻为一书，命名《虞初志》，《四库全书总目》作《陆氏虞初志》，直以“虞初”作书名。后汤显祖有《续虞初志》4卷，邓乔林有《广虞初志》4卷，大抵裒集前人文章,非自撰写。清初张潮的《虞初新志》也是收集明末清初人的文章，汇为一编，共20卷。后郑澍若又有《虞初续志》12卷。各种“虞初志”都是短篇小说选集。 《虞初新志》所收篇章与以前各家选本有所不同，其中大抵真人真事，不尽是子虚乌有。如魏禧《姜贞毅先生传》、王思任《徐霞客传》、吴伟业《柳敬亭传》都是实有其人其事。至如侯方域的《郭老仆墓志铭》就更是真实记载。《虞初新志》所收故事的题材很广泛,一般都带有一些奇异的情节或不寻常的事件和人物，如王士□的《剑侠传》、彭士望的《九牛坝观□戏记》等，最为突出。 《虞初新志》中所收集的不少篇章用小品文的笔调，写不平凡的人物故事，引人入胜。 《何典》返回目录 清代小说。原署“缠夹二先生评，过路人编定”。1926年刘复考订其作者为张南庄，评者为陈得仁。张南庄生平不详,据光绪刊本“海上餐霞客”跋,张为乾、嘉时上海“高才不遇”的“十布衣”之冠首，“岁入千金，尽以购善本，藏书甲于时。著作等身；而身后不名一钱，无力付手民”。所作文稿在咸丰初毁于兵火，独是书幸存。 此书为滑稽方言小说，通篇故事都安排在鬼蜮世界里，略谓阴山下鬼谷中三家村有一财主名活鬼，中年得子，不料在谢神还愿之际有斗殴而亡者，遂被当方土地饿杀鬼讹财，气病而亡。其子活死人少小无依，为舅母逐出行乞,得遇仙人指点,从鬼谷先生学艺，后因平息黑漆大头鬼等反叛有功,被阎罗王封为蓬头大将,并奉旨与臭花娘成亲，安居乐业。事非新鲜，但语涉不经，“谈鬼物正象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鲁迅《〈何典〉题记》），能于嬉笑怒骂之间，现出愤世嫉俗之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世态人情。《何典》的语言几乎全为吴语方言的成语、俚语，且大量使用其转义和借义，随手拈掇，信口开河，笔墨恣肆，穷形尽相，常令读者会心而笑，是方言文学的别致之作。惟作者过分着力于此，不免失于油滑浅薄。 《何典》初刻于清代光绪四年(1878)。有1926年北新书局排印本，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排校注本。 《照世杯》返回目录 清代短篇小说集。共 4卷。每卷演一故事。题“酌元亭主人编次”,首吴山谐野道人序,每卷后有“谐野道人评”。作者本名生平无考，序中提到“紫阳道人”和“睡乡祭酒”，而“紫阳道人”为《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睡乡祭酒”为《无声戏》序评者杜浚，两人皆明末清初人，据此可推知“酌元亭主人”也是明末清初人；作品卷二有“且说明朝叔季年间”的说法，显然是清朝人口吻。 《照世杯》书名来源于一传说，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一：“撒马儿罕在西边，其国有照世杯，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作者宗旨正在于描绘人情世态以警喻天下。其序说：“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妍□不爽其报，善恶直剖其隐，使天下败行越检之子惴惴然侧目而视曰：‘海内尚有若辈存好恶之公，操是非之笔，盍其改志变虑以无贻身后辱？’是则酌元主人之素心也哉！” 卷一题《七松园弄假成真》。叙苏州才子阮江兰不得上流女子赏识，却在青楼中得遇知己。此篇不出才子佳人小说的格局，唯佳人换做了青楼妓女。卷二题《百和坊将无作有》，叙一无赖儒生欧滁山骗人终被无赖所骗。卷三题《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叙商人杜景山受安抚迫害往安南交易猩绒终于幸免于难。卷四题《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叙土财主穆太公开厕所发财，其子学赌博居然进学成名。四篇小说描摹世情颇为真切，富于讽刺意味，尤其是卷二对欧滁山的行径和卷四对穆太公的丑态,都有极生动的刻画,夸张而不失真，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灵魂。此外，卷三描写广西边境的集市贸易,卷四描写赌博情形,都可作民俗考据的材料。《照世杯》于卷名之下又列有偶句的子目，体制略似章回小说，但叙述又并未按子目分段，其篇幅稍长于短篇，不及后来的中篇，是短篇小说向中篇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式。 《东周列国志》返回目录 清代小说。描写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故事。关于“列国”故事的平话，最早产生在元代。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字畏斋）撰《列国志传》，以武王伐纣的故事开篇，分节不分回，每节随事立题。明末冯梦龙加以改编,凡余邵鱼疏忽或遗漏的地方,都根据史书作了订正，艺术上也有显著的提高，改名为《新列国志》，共108回。清代乾隆年间,秣陵(今江苏南京)蔡元放（名□，号七都梦夫、野云主人）又作了一番修改，并加了序、读法、详细的评语和简要的注释，改名为《东周列国志》,23卷，108回。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对蔡氏的改本作了某些校正，取消了评、注、读法、序和分卷，重新出版，书名仍为《东周列国志》，题为“冯梦龙、蔡元放编”。 《东周列国志》从西周末年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写起，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全国结束,包括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历史，内容极其丰富复杂。所有的情节、人物都是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中汲取来的。它将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按照时间的先后串联起来,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 小说描写了幽王残暴无道，引起西戎之乱。平王东迁，从此周王室逐渐衰弱，诸侯国互相兼并，互相争霸。在诸侯国内部，大夫的势力也越来越大，他们之间也互相兼并，致使有的诸侯国为大夫所瓜分，接着出现了七雄并峙的局面。频繁的兼并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 小说谴责和揭露了那些昏聩、残暴、荒淫、愚昧的帝王、诸侯以及贪婪、□诈、阴险的佞臣。小说赞扬了从善如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贞、勇敢、有才干的将相，也颂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 小说结构布局主次分明、繁简得当。虽然头绪纷繁，矛盾错综复杂，但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不仅整个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得到如实的反映，各诸侯国的发展、变化，各国之间的关系，都写得条分缕析。小说故事性强，每个故事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全书的一部分。许多故事描述得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如“卫懿公好鹤亡国”、“西门豹乔送河伯妇”、“伍子胥微服过昭关”，等等。由于小说反映了五、六百年的历史，不可能有贯串始终的人物形象，但在不少篇章里，人物形象描绘得还相当生动，如管夷吾的博学奇才、齐小白的王霸之度、鲍叔牙的苦心荐贤等等，又如晋重耳、伍子胥、介子推、孙膑、庞涓、廉颇、蔺相如、文种、范蠡等等都写得个性鲜明。小说用语简洁、通畅，但因汲取了多种史书的内容，文字繁简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东周列国志》中也宣扬了愚忠，愚孝等封建伦理观念，是其局恨性。 叶燮 返回目录 清代诗论家。字星期，号己畦。嘉兴(今属浙江)人。因晚年定居江苏吴江之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康熙九年(1670)进士,选为宝应知县。不久因鲠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职，后纵游海内名胜，寓佛寺中诵经撰述。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原诗》，此外尚有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和诗文集《己畦集》。 《原诗》原附刊《己畦集》中，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4卷。后收入《昭代丛书》和《清诗话》中，合为 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新校注本（与《一瓢诗话》、《说诗□语》合刊），以《清诗话》本为底本,校以《己畦集》本,仍分4卷；内篇上下分卷,据文意略有调整。内篇为诗歌原理，其中上卷论源流正变，即诗的发展；下卷论法度能事，即诗的创作。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论工拙美恶。《己畦集》中尚有《与友人论文书》等文学论文，宗旨与《原诗》略同，内容亦不出以上三个方面。 关于诗的源流正变，叶燮认为：“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变之中有不变者在”：本于六经之道，合乎温柔敦厚之旨,雅而不可涉于俗,这些是不能变的。所以体现这些原则的最高典范《诗经》与杜甫诗也是“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的。因此，叶燮既主张文学的进化,说“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又反对文学的质变，斥骂“叛于道、戾于经”者为“反古之愚贱”。出于这种观点，他要求作诗者这样处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先学习古人,“痛去其自己本来面目”；久之，“又能去古人之面目”，而“卓然自命”。叶燮手迹石刻 关于诗的法度能事,叶燮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胆、识、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则“自然之法立”，“诗之能事毕矣”。因而对于格律、声调、起伏、照应之类，他继承宋人吕本中的活法论，以死法为“定位”，以活法为“虚名”,要求“神明变化”,使合乎反映理、事、情的需要。“理、事、情”三者，叶燮强调“理”，认为“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所以“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才、胆、识、力”四者，叶燮强调“识”，认为“识为体，而才为用”,“识明则胆张”,无“识”而有“才”、“胆”、“力”便会“背理叛道”，成为“风雅之罪人”。他还声称:“理、事、情”虽为“在物之三”,但“备物者莫大于天地,而天地备于六经；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故反映“理、事、情”均需“适于道”。这套以“才、胆、识、力”反映“理、事、情”的理论，是叶燮在文学理论上的主要创造，他曾数次以此为《原诗》和自己文学理论的宗旨。 关于诗的工拙美恶，叶燮提出：“当争是非，不当争工拙”，“未有是而不工者，未有非而不拙者，是非明则工拙定。”但他之所谓“是”，又以“适于道”为最高标准。由此出发，他重质轻文，说体格、声调等等仅是诗的“文”，必有“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以为其质”，故学诗者“必先从事于格物，而以识充其才，则质具而骨立”；重自然而轻人工，认为“自然之理不论工拙,随在而有,不斧不凿”，起、止“皆有不得不然者”；反对片面追求“陈熟”或者“生新”，认为二者均属“无本”，指出陈熟、生新以及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等等“对待之两端”，均“各有美有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若能“抒写胸襟，发挥景物，境皆独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叹，寻味不穷，忘其为熟，转益见新，无适不可也”。 叶燮的诗论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以及辩证法思想，他实际上试图把文学创作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上，并试图解决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问题。但他未能把一般哲学原则融入诗的特殊规律中去，所以有的观点不够贴切，如以“在我”的才、胆、识、力反映“在物”的理、事、情之论。同时他又坚持正统儒家立场，所以仍以合于六经之道为文学的最高原则，且最终倒向了以理摄物的客观唯心主义和否定破旧立新的折衷主义。他的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清代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叶燮的诗论原为纠正明代前、后七子和公安派这两种对立倾向而发。因此在破除正统封建观念、促进文学质的革新方面虽嫌不足，但在总结历史经验、帮助正统文学继续延展方面却颇多可取见解，尤以对前、后七子拘泥体格、声调的批判最为精彩。他的《原诗》也以理论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居于清代众多诗论专著之上。 叶燮的诗论对沈德潜、薛雪有一定影响，但沈、薛均未能进一步发挥叶燮的进步观点，沈德潜则反而发展了叶燮的落后观点，实际上已另立宗旨，别为一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