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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调谱》返回目录 诗歌声律著作。1卷。清代赵执信撰。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饴山,又称因园,山东益都人。此书主要稽考五、七言诗各种诗体平仄规律，旨在辨析古体、齐梁体、律体在平仄声调上的区别以及律体的变格。方法是按不同诗体及同一诗体的不同格式，从唐诗中举出例证，于关键处标出平仄，略加说明。重点指出一般古体诗不得杂以律句，律诗有不合标准格式者需平仄相救（即“拗救”），齐梁体则处于古、律之间，兼而有之，书分《前谱》、《后谱》、《续谱》者，因起初所举体格未备,故有增补,非内容的划分。此书在古代诗歌声调的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关于律诗平仄的标准格式,唐人多已论及,至于各种诗体在声调上的区别以及律诗的各种变格，在唐代属自然形成而少有理论上的探究。自宋迄元相承无改而未曾留意。明人注重格调，曾留意于此，却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清人冯班、王士□等对此有所探讨,但未成明晰之论。赵执信此书,分析比较全面明确。但也有人认为，此书若干内容窃自王士□的书。按此书缺点是对声调规则看得太死，未免强作解事，流于烦琐。此书之后，对声调的研究形成风气，辨证、补遗、阐释者很多，如翟□《声调谱拾遗》、郑先扑《声调谱阐说》等都有发展。 《声调谱》各种版本书名及卷数不尽相同，内容无大差异。如《天壤阁丛书》本、德州卢氏雅雨堂刻本名《声调前谱》，附《后谱》、《续谱》，各1卷，共3卷；《谈艺珠丛》本合《前谱》、《后谱》为1卷,《续谱》1卷，共2卷；其余如《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清诗话》本等多为1卷。有的版本卷末附《古韵通转》,《四库全书总目》疑为其门人所妄增。 沈德潜 返回目录 清代诗人。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从23岁起继承父业，过了40余年的教馆生涯。但他热衷功名,从22岁参加乡试起,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时，已是67岁老翁。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辞官归里。在朝期间，他的诗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并论及历代诗的源流升降。沈德潜这种受到皇帝“隆遇”的特殊地位，使他的诗论和作品，风靡一时，影响甚大。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他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他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说诗□语》卷上)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同前） 沈德潜的诗，现存2300多首，有很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制府来》、《晓经平江路》、《后凿冰行》等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但又常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教内容，如《观刈稻了有述》，一方面反映天灾为患，民生涂炭的情景：“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结实，村落虚烟火。天都遭大水，裂土腾长蛟。井邑半湮没，云何应征徭？”另方面却又劝百姓要安贫乐道：“吾生营衣食，而要贵知足。苟免馁与寒，过此奚所欲。”因此多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近体诗中有一些作品如《吴山怀古》、《月夜渡江》、《夏日述感》等，尚清新可诵，有一定功力。 沈德潜所选各种诗选，保存较丰富的篇章，流传颇广，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古诗源》收录了不少古代民歌，在当时颇难能可贵。选本中的评语，在品鉴诗歌艺术方面，有一些精辟见解。 沈德潜的著作,除上述各选本外,有《沈归愚诗文全集》（乾隆刻本），包括自订《年谱》 1卷、《归愚诗钞》14卷、《归愚诗钞馀集》 6卷、《竹啸轩诗钞》18卷、《矢音集》4卷、《黄山游草》1卷、《归愚文钞》12卷、《归愚文续》12卷、《说诗□语》 2卷、《浙江省通志图说》1卷、《南巡诗》1卷等。 《一瓢诗话》返回目录 清代诗话著作。 1卷。撰者薛雪(1681～1770)。字生白,号一瓢。苏州（今属江苏）人。医学家,兼工诗画。所著尚有《周易粹义》、《医经原旨》、《一瓢斋诗存》等。他是叶燮的学生，论诗多本师说加以阐发。但他更强调儒家传统诗教，说“温柔敦厚，缠绵悱恻，诗之正也；慷慨激昂，裁云镂月，诗之变也”。他虽反对拟古，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独创性，但却认为“三百篇以降”，“日趋日下”，要求学诗者“溯流而上”，“取材于古人”。 此书有薛氏自刊扫叶村庄本,名《一瓢斋诗话》,又有《昭代丛书》本。《清诗话》本，均作《一瓢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有新校本。 刘大□ 返回目录 清代散文家。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今属安徽省）人。年轻时入京，当时他的同乡方苞以古文负一时重望，见刘大□文，极为赞赏。乾隆时曾应博学鸿词科和经学科的荐举，都落选。后为黟县教谕，数年告归。 刘大□是桐城派散文代表作家之一。他的《论文偶记》一书，在方苞义法论基础上，进一步探求文章的艺术性，他说：“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他极重文的神气，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又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认为“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论文偶记》），世称为“因声求气”说。他自己善于朗诵古文，所以在这方面体会尤深。 在桐城派中，刘大□文比较喜欢铺张排比。辞藻气势，较方苞、姚鼐为盛，而雅洁淡远则不如。《观化》、《息争》、《焚书辨》、《书荆轲传后》、《海舶三集序》、《马湘灵诗序》、《送姚姬传南归序》等，可以代表他的文章风格。《黄山记》、《游浮山记》，以刻画景物的详细具体和篇幅长大取胜，为方苞、姚鼐文中所未见。 著有《海峰先生集》，包括文10卷、诗 6卷，又有《论文偶记》1卷。 袁枚 返回目录 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改放外任，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任知县，有政声。乾隆十三年辞官，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市），筑室小仓山隋氏废园，改名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从此不再出仕。从事诗文著述，广交四方文士。晚年自号仓山居士。 袁枚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他活跃诗坛60余年，存诗4000余首，基本上体现了他所主张的性灵说，有独特风格和一定成就。他有少量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诗歌，如《苦灾行》、《征粮叹》等。但袁诗思想内容的主要特点是抒写性灵，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真实的感受、情趣和识见,往往不受束缚,时有唐突传统，在艺术上不拟古，不拘一格,以熟练的技巧和流畅的语言,表现所感受到的思想体会和所捕捉到的艺术形象，追求真率自然、清新灵巧的艺术风格。其中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两类：即景抒情的旅游诗和叹古讽今的咏史诗。前类如七古《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写旅游广西桂林七星岩的观感。其形容洞中钟乳状态：“怪石成形千百种，见人欲动争□□”，如万古仙鼠、盘古不死、女娲施变、蚩尤喷雾……，想象“山川人物熔在一炉内”、“忽然罡风一吹化为石”，都成了“唐突真宰”、“耿耿群飞欲刺天”的勃勃形象，鲜明而夸张，有浪漫气息。又如七绝《沙沟》写山东境内、黄河北岸的旅途风光和感受：“沙沟日影渐朦胧，隐隐黄河出树中，刚卷车帘还放下，太阳力薄不胜风。”黄昏时在车中所见黄河景色引起诗人观赏的兴致，而北方晚风的寒凉却使他不愿下车，通过这闪念变化的直白，抒发了日薄西山的感慨，寄托着一种朦胧的时代感伤，情在其中，意在言外。后类如七律《秦中杂感八首》之一“百战风云一望收”，写远望秦中山川的秋色：“旌旗影没南山在，歌舞台空渭水流，天近易回三辅雁，地高先得九州秋。”历史感慨和眼前景色相交织，融会而比衬，律整而意长，而诗末以幸遇唐太宗的志士谏臣马周自比，显示了远大抱负的寄托和失志不遇的忧伤。又如七绝《马嵬》四首之一“莫唱当年《长恨歌》”,指出“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表面上是将白居易《长恨歌》与杜甫《石壕吏》相比，但深一层的诗意独到，讥刺显然。他如《到石梁观瀑布》、《张丽华》、《落花》、《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等，也都能直抒胸臆，各有新意。由于他有些作品流于浅滑，格调不高，因而贬之者讥其“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朱庭珍《筱园诗话》）。但总的看来，袁诗是“学杨诚斋（万里）而参以白傅（居易）”,“学前人而出以灵活,有纤佻之病”，可谓诗中之“词曲”（尚□《三家诗话》），有弊病，也有创新。此外,袁枚亦工文章,散文如《祭妹文》、《峡江寺飞泉亭记》等，骈文如《与蒋苕生书》、《重修于忠肃庙碑》等，都颇可读，传为名篇。 袁枚又是乾、嘉时期主要诗论家之一。继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而持性灵说。他有许多论诗的书信文章，而以《随园诗话》及《补遗》、《续诗品》为诗论主要著作。《随园诗话》除阐述性灵说的理论外，对历代诗人作品、流派演变及清代诗坛多所评述。《续诗品》则是仿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作,立36目,用四言韵文简括诗歌创作过程、方法、修养、技巧等具体经验体会，即所谓创作“苦心”。与公安派相比较，袁枚的性灵说更有针对性，更有反道学、反传统的特点。针对当时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指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认为“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答□园论诗书》）,而并非说教的手段。因此，他反对沈德潜将“温柔敦厚”的“诗教”绝对化,认为“《礼记》一书，汉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他指出《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并不“敦厚”,有的简直“裂眦攘臂而呼”,所以他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再答李少鹤》)。因而他也认为抒发男女之情的艳体诗可以写作,并强调“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园论诗书》），指出“《关雎》即艳诗也”，“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至于肌理说,他嘲之为“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以为毫无价值。袁枚性灵说也较深入具体。他把“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力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他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续诗品·神悟》）以性情为诗人创作之本。又认为“才者，情之发；才盛，则情深”,“苟非□雅之才,难语希声之妙”（《李红亭诗序》）,“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诗话》卷十五），指出才能、天分是表现性情的必需条件。同时又说：“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也。”（《补遗》卷六）肯定诗歌创作需有学识。对于作品，他首先要求表现性情的真，认为“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补遗》卷六）。又要求有生气，认为“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女儿，亦少风情”（《补遗》卷二），“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补遗》卷五）。同时要求创新，赞赏姜夔所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诗话》卷四)。因而他认为“诗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语、荒唐语，亦复可爱”(《补遗》卷十)。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他把性灵即性情天分视为先天条件，把学识看作后天努力，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补遗》卷六）。因此，他并不一概反对对诗歌形式的声律藻饰、骈丽用典等讲究,只要求从属于表现性灵。总起来看,袁枚性灵说较明代公安派前进了一步，显得全面完整，因而一般以为是明、清性灵说的主要代表者。袁枚墨迹 袁枚的文学思想的进步意义，不仅表现于诗论性灵说，也广涉文论及文学发展、文体作用等各方面观点。他对于清初盛行的汉学、宋学都不推崇，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答惠定宇书》），他主张为文不应受“道统”的限制，应根据自己的“天性所长”，“从一面深造”。指出骈文、古文,各有所用：“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骈，文之道也。文章体制，如各朝衣冠，不妨互异，其状貌之妍媸，固别有在也。”（《书茅氏八家文选》）他认为文章的发展都是“际其时也，气运为之也”(《宋儒论》)，“唐宋之不能为汉秦，犹汉秦之不能为三代也”（《与孙□之秀才书》）,各有时代原因和自己特征。同样,他认为诗歌和文章各有其用，诗言志抒情,文载道本德,因而文章要坚持雅正，主张复古，而“诗有工拙，而无今古”（《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不主张复古而求创新，不受门户拘束而要兼收众长。可见袁枚文学思想具有发展观点，并有区别地注意各种文学样式的具体功能，因而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在当时是进步的。但他的文论不如诗论的影响深广。 著有《小仓山房集》80卷、《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子不语》24卷及续编10卷等。尺牍、说部等30余种。 赵翼 返回目录 清代诗人、史学家。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镇安、广州知府，官至贵西兵备道。乾隆三十八年辞官家居，曾一度主讲扬州安定书院。 赵翼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合称“乾隆三大家”。他论诗也重“性灵”,主创新,与袁枚接近。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也不满王士□、沈德潜的“神韵说”与“格调说”。他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闲居读书作六首》之五）“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所著《瓯北诗话》，系统地评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他重视诗家的创新，立论比较全面、允当。 赵翼存诗4800多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如《古诗十九首》、《闲居读书六首》、《杂题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园居诗》等，或嘲讽理学，或隐寓对社会的批评，或阐述一些生活哲理，颇有新颖思想。七古如《将至朗州作》、《忧旱》、《五人墓》，七律如《过文信国祠同舫庵作》、《黄天荡怀古》、《赤壁》等,都有特色，并在造句、对仗方面见出功力。另外,造语浅近流畅，也是一大优点。其诗的缺点，是有时议论过多，过于散文化，形象性较差。 赵翼的文学著作有诗集53卷及《瓯北诗话》。史学著作有《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等。 《石洲诗话》返回目录 清代诗话著作。全8卷，著者翁方纲。《石洲诗话》始刻于嘉庆二十年(1815)。以朝代为序，分人评述， 1、2卷评唐诗，3、4卷评宋诗，5卷评金、元诗,6卷评王士□、王士禄论杜之语，7、8卷分别评元好问、王士□论诗绝句。翁方纲是“肌理说”的倡导者，认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理者，治至也，字从至，从里声。其在于人，则肌理也。”又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订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实即主张以考据学的精神，务求诗的质实,紧贴儒家义理,严守声律格法。翁氏此说对“神韵”“格调”和“性灵”诸说之失虽有救弊作用。但他以学问、义理作为诗的准绳,更有片面性,实际上会造成割裂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破坏诗的艺术特征的恶果。《石洲诗话》中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又说：“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南渡而后，如武林之遗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考据。而其言之是非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焉。”由这看来，翁方纲实际上又是宗主宋诗。《石洲诗话》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新校本，收入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 《赋话》返回目录 谈赋著作。10卷。清代李调元撰。李调元 (1734～1802),字羹堂、赞庵、鹤洲，号雨村、墨庄、童山蠢翁。绵州(今四川绵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历任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曾因得罪权臣和□充军伊犁,不久以母老获释,晚年家居。涉猎群籍，好奇务博,为清代有名著述家。编撰有《童山全集》、《蜀雅》、《全五代诗》、《曲话》、《诗话》、《词话》等数十种，又曾汇刊《函海》丛书。 《赋话》是李调元视学广东时指导诸生习赋而作。分《新话》6卷，《旧话》4卷。《新话》于汉、魏至明代赋作中“撮其佳语”，略加评点，“以教之使知法”；《旧话》从正、野史书中摘录赋人轶事，间附按语。书中论赋以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为宗旨，提倡“工丽密致而又不诡于大雅”，认为“以文为赋”、“专尚理趣”,则“文采不赡”、“则而不丽”,而“刻琢字句”、言不及物，则又坠入“纤靡”、丽而不则。故于各种赋体中偏重律赋，于各代赋作中偏重唐赋。对赋的发展源流也有简要切实的阐述。此书虽以评赏、纪事为主，但观点鲜明通贯，仍不失为一部较重要的赋论著作。《赋话》乾隆间瀹雅斋校刻本只有《新话》,故为6卷。后编入《函海》时加入《旧话》，合成10卷。《丛书集成》本又据《函海》本排印。 《雨村曲话》返回目录 清代戏曲评论著作。共 2卷。著者李调元（1734～1802）。字羹堂，又字赞庵、鹤洲，号雨村、墨庄，别号童山蠢翁。绵州（今四川绵阳）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官至直隶通永道，因罪革职。戏曲论著除《雨村曲话》外，还有《剧话》。 此《曲话》以辑录前人论述为主，间或附以己见。上卷主要称引元曲作家的名句，品评它们炼词造句的成就和音律风格的特色；下卷着重对明代传奇戏曲的词采问题作比较深入的探讨。它崇尚本色；既反对华靡，亦反对生硬，又反对鄙俗。认为写剧本既要吸收古代好的语汇，又要采用现时生动的口语，熔冶提炼，使之成为既自然又美妙的戏剧语言，一入人工雕琢，就丧失生气。它又批评骈绮派的作家竞尚华靡，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到困绝的地步。同时还精辟地阐明了吴江派作家是有心想吸取骈绮派的教训而另辟途径，但不能把生活语言提炼成艺术语言，反落得生硬稚率，鄙俚可笑，走向另一个错误的极端，结果也不能成功。而象《惊鸿记》、《王详卧冰》等则过分鄙俗,没有艺术感染力，落入下乘,流传不开。这些见解，都很可取。 《雨村曲话》最早的版本是《函海》本。 章学诚 返回目录 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 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著《文史通义》共 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文德》、《文理》和《史德》等篇中涉及文学理论见解最多。他反对“桐城派”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他在《文德》、《与朱少白论文》中，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在《文理》中，认为“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的前提。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在《史德》中,认为“气昌而情挚”,才是“天下之至文”。在《答沈枫墀论学》中,提倡“文贵发明”(亦即是要有创新)，“亦期用世”。在《古文十弊》中,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所作的文章也疏畅条达，以议论胜。 《文史通义》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均收入吴兴嘉业堂刊本《章氏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