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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变文》《张义潮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敦煌掇琐》《敦煌变文集》《云谣集杂曲子》《敦煌歌辞总编》《诗式》《二十四诗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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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变文》返回目录 唐代变文作品。敦煌原卷残损。《敦煌掇琐》、《敦煌变文汇录》、《敦煌变文集》均辑录，亦有残缺，尚无足本。 《伍子胥变文》是在《左传》、《吕氏春秋》、《史记》、《吴越春秋》等史书记载的基础上，经过民间艺人反复传唱、加工润色而成。其主要情节是：楚平王荒淫无道，伍子胥父兄蒙难，伍子胥亡命吴国，借兵复仇，后因吴王信谗，伍子胥遇害。作品塑造了伍子胥不畏强暴、坚毅不屈的悲剧形象，揭露了封建帝王荒淫残暴的罪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中详细铺叙浣纱女和渔父帮助子胥逃亡的经过，把人民的同情和英雄的患难遭遇联系起来，写得悲怆动人。但在写子胥逃亡时用“急急如律令”和“画地户天门”之术躲过追捕，近乎术士，有损于人物形象的完整；子胥和妻子相见时的答对，用中药名称隐双关语，又近于文字游戏。 《伍子胥变文》对后世戏剧文学有广泛影响。元代杂剧中高文秀的《伍子胥弃子走樊城》、郑廷玉的《采石渡渔父辞剑》、吴昌龄的《浣纱女抱石投江》、李寿卿的《说□诸伍员吹箫》、明代传奇戏曲中邱□的《举鼎记》、梁辰鱼的《浣纱记》以及后来京剧的全部《鼎盛春秋》（自《战樊城》起至《刺王僚》止，均演述这一故事。 《张义潮变文》返回目录 唐代敦煌变文作品。原卷残损严重。《敦煌掇琐》、《敦煌变文汇录》、《敦煌变文集》所辑录，均非全文。 此篇变文叙述张义潮收复河湟一带的业绩，是变文中直接以唐代史事为题材的作品。安史之乱以后，西北河湟广大地区被吐蕃族统治者占据，长期不能收复。大中年间，沙州（治今甘肃敦煌）人张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新唐书·吐蕃传》）。于是唐朝在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变文反映的就是这一段历史。残卷初记吐蕃纠集回鹘犯沙州，张义潮率师进击，虏获甚众；次写回鹘、吐浑抄掠伊州，义潮亲讨之，大胜而还；后写回鹘劫夺国信，又扰伊州。其中热情讴歌了张义潮及归义军将士为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立下的战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思想,描写战斗场面也很生动。张义潮的事迹,史书记载简略，这篇变文可补其不足。 《维摩诘经讲经文》返回目录 唐代敦煌变文作品。或称《维摩诘经变文》，篇名是整理者根据其内容为敷演《维摩诘经》故事而加的。原文已有6种写本，均残佚。主要写佛在□园会上欲派一弟子前往维摩诘居士处问疾，而五百声闻、八千菩萨，皆不敢去。最后，唯文殊应命，并述其敢去的原因。 此文特点是先引述一段经文，然后边讲边唱，敷衍铺陈,有时一、二十字的经文,被渲染成二、三千字的长篇大幅。郑振铎曾指出：“《维摩诘经》原是释经里最富于文学的趣味者之一，复被讲唱者将这故事作为‘变文’，放大了许多倍，更成为一部弘伟无比的杰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它通过众多的人物，不同的场景，丰富的想象，挥洒自如地描写各种故事，“写得又生动，又工致，又隽妙”，是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中比较突出的一篇。 有罗振玉辑本，收入《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后来又有郑振铎校录本，收入《世界文库》。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并存有6种残卷。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返回目录 唐代敦煌变文作品。共有三种写本，除本篇外，还有一本称《目连救母变文》，一本称《目连缘起》。这三种写本都是据《佛说盂兰盆经》演绎而成。词句繁简有别，情节结构大抵一致。《敦煌杂录》、《敦煌变文汇录》、《敦煌变文集》及《世界文库》等都收此变文。明代富春堂刻本《目莲(连)救母戏文》插图 这篇变文叙述佛弟子目连历尽艰险救母出地狱的故事。目连之母青提夫人因不信佛而堕入地狱，得证善果的目连凭借佛力,遍历地狱探救其母，在如来法力下,方使其母脱离苦海。全文着重宣扬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宗教思想。内容不可取。但其中描写地狱的凄惨、刑罚的残酷以及狱卒的凶恶等，其实也是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文中着力塑造的目连形象，具有不畏险阻、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为了访求母亲，下至黄泉，赴汤蹈火，经受种种苦难磨折，终于达到目的。人物性格鲜明，感情真切。 目连救母的变文在唐代流传甚广，相传张祜曾戏称白居易《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二句是“目连变”(《本事诗》)。这一题材多为后代说唱文学鼓词、宝卷以及戏曲文学所汲取，成为流行民间的佛教故事。其中描摹地狱情状的恐怖场景，也直接影响了后代文学作品关于“幽冥界”和“阎王殿”的描写。 《敦煌掇琐》返回目录 唐代敦煌遗书辑集。辑者刘复(1891～1934)，字半农，现代诗人、学者。20年代初赴欧洲留学，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中抄录104种,辑成此书，于1925年刊刻出版。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室重行补版刊刻1部6册，并附有校勘记1卷。 全书按写本性质分类排比，自行编号，编为上中下三集。其《跋语》说:“上集是文学史的材料,中集是社会史的材料，下集是语言文字的材料。”上集包括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绎、艺术等；中集收入有关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教育、宗教、历书、迷信、杂事等方面的材料；下集收有《刊谬补缺切韵》、《字书》、《字宝碎金》、《俗务要名林》等。凡所辑录，都保持写本原貌，俗字也照样描出。 书前刻有蔡元培序说：“读是编所录一部分的白话文与白话文五言诗，我们才见到当时通俗文词的真相。就中如孟姜女、五更转等小唱，尤可以看出现今通行的小唱，来源独古。”又说：“就中如家宅图，可以见居室的布置；舞谱，可以见舞蹈的形式；各种借券，可以见借贷实物与罚去利息的习惯。”并肯定该书辑佚钩沉，网罗甚富，确为辑录敦煌遗书的重要专书。 《敦煌变文集》返回目录 唐代敦煌变文作品总集。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此书根据国内外收藏的187部敦煌写本，整理校勘，编选出78种作品。编者在《引言》中说，他们“根据照片或原卷过录一个本子，然后由一人主校，其余五人轮流互校一遍，把各人校勘的意见，综合起来，作成校记，附在每一篇的后面”。因此，校录文字基本上能保存写本原貌。 《敦煌变文集》共8卷，按故事内容分类编排。1至3卷为有说有唱、有说无唱或对话体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如《舜子变》、《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王昭君变文》等；4至6卷为佛释迦的故事、佛经讲唱文和佛家故事，如《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等；第7卷为押座文和其他短文，如《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等；第8卷为《搜神记》、《孝子传》。全书取材广泛，辑录甚丰，7、8两卷实已超出变文范围，是研究敦煌变文和通俗文学的重要参考书。 《云谣集杂曲子》返回目录 唐代敦煌曲子词集。敦煌石室藏唐人写本，共30首，不分卷。清末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盗去，分藏英国伦敦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后来董康从伦敦抄回18首，刘复从巴黎抄回14首，去其重复，恰好30首。朱孝臧据抄本刻入《□村遗书》中，使中国这部最早的民间词集得以继续流传。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及台北石门图书公司出版的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都收入此集。由于原抄本误字较多，虽经许多学者校勘，但仍有待进一步整理研究。 《云谣集杂曲子》所收都是无名氏的作品，多为当时流行于三陇一带的民间曲子词。内容主要是写相思离别，也有少数是歌颂太平、宣扬封建道德的。语言较自然纯朴，抒情也较自然坦率。形式方面，长调很多，如《倾杯乐》、《内家娇》长100多字,《拜新月》、《凤归云》长80余字。在唐代词人作品中，除据传为杜牧所作的《八六子》外，皆所未见。说明这些长调也是在民间先出现的。 《敦煌歌辞总编》返回目录 唐代敦煌歌辞总集。辑者任半塘，又名任二北，当代学者。此书收入隋唐五代期间的歌辞1160余首，约60万言,并据150种敦煌写本加以考释汇校，是敦煌歌辞最丰富的总集。 全书分为七部分：①选集，《云谣集杂曲子》33首（一作30首）；②□曲,110首；③普通联章,397首；④重句联章，160首；⑤定格联章，330首；⑥长篇定格联章，134首；⑦大曲,20首。七部分中，除《云谣集杂曲子》保存唐写本原序外，其余均按体裁分编。各体中又按内容重新编次，反映民间生活的排列在前，涉及宗教迷信的一律置后，以示有所侧重。歌辞分首分片，均按曲调定式、叶韵同异、辞意若何而定，不拘泥写本原貌。凡有互见写本的歌辞，均详加校勘；遇疏误难辨的字句，尽力研磨代拟；无以为正者，则姑付阙如。每首辞后的校语，既详考诸本异同，又有必要的疏证,或正调名,或疏文字，或明意境，对于阅读和研究歌辞都具有参考价值。 《诗式》返回目录 诗论专著。撰者唐代诗僧皎然。生卒年不详。俗姓谢，字清昼，吴兴（今属浙江）人。南朝谢灵运十世孙。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有诗名。他的《诗式》为当时诗格一类作品中较有价值的一部。书中批判沈约“酷栽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的声病说（《明四声》），崇尚谢灵运“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的作风(《文章宗旨》)，但也注重苦思锻炼。《取境》说：“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一作风）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诗有七至》说：“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至难而状易。”主张自然与功力的结合，具有一定的辩证因素。另外，《复古通变体》说：“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主张继承与革新相结合。《用事》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人比兴。”论诗歌表现手法，接触到形象思维的特征。《辨诗有一十九字》区分各种风格意境并加说明，首先标取境“高”、“逸”，最后说：“静，非如松风不动，林□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此种艺术旨趣对后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所影响。 皎然论诗著作相传还有《诗议》、《诗评》（也作《评论》），分量不及《诗式》，也间有值得注意之处。如《诗议》论“境象非一，虚实难明”，认为：“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指出“景”、“风”、“心”、“色”等物象都存在虚实两个方面，既可感觉，又须意会。这是对诗歌形象意境有所会心之论，为宋代严羽“空中之音，相中之色”等说的先声。《诗评》强调诗歌苦思时应当“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也颇有见地。《诗评》有多处与《诗式》内容相重复，故或疑为后人所编。 《诗式》流传有1卷本与5卷本两种。《唐宋丛书》、《学海类编》、《历代诗话》所收均1卷。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为5卷，较为完备。5卷分别论诗之“五格”，各摘两汉至唐诗人名篇丽句为例，第1卷前面部分并有对诗歌原理的总论。《诗学指南》摘录本不分卷，次第也有不同。《诗议》、《诗评》有《诗学指南》本。 《二十四诗品》返回目录 司空图(837～908)唐代诗论家、诗人。字表圣，自号耐辱居士、知非子。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咸通十年(869)进士,官至知制诰、中书舍人。唐末政局混乱，他力求退隐，归居中条山王宫谷别墅中，游吟于泉石林亭间。曾作《休休亭记》以示放达。 司空图论诗发展殷□、皎然之说，注重含蓄蕴藉的韵味与清远醇美的意境，提倡“咸酸之外”的“味外之旨”和“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讲究“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极浦书》）。他推崇王维、韦应物“趣味澄□”的诗风，而批评元稹、白居易为“力□而气孱”（《与王驾评诗书》）。他也赞美过李白、杜甫之作与韩愈歌诗的气势奔腾，“物状奇变”（《题柳柳州集后序》），但并不专主一格。《与李生论诗书》中曾自引其得意诗句，有得于早春、山中、江南、塞下、丧乱、道宫、夏景、佛寺、郊园、乐府、寂寞、惬适等，大都属于抒写闲情逸趣而偏于静美的。他的部分作品如《秋思》、《喜王驾小仪重阳相访》、《狂题》、《偶书》、《河湟有感》等，也流露了他别有伤心怀抱。 《二十四诗品》是他的论诗专著，简称《诗品》。其中把诗歌的艺术风格和意境分为雄浑、冲淡、纤□、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二十四品类，每品用十二句四言韵语来加以描述，也涉及作者的思想修养和写作手法。与钟嵘《诗品》以品评作家作品源流等第为内容是不同的。 论诗文而品评风格,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等已开先河。皎然《诗式》分诗歌为十九体，品目更详,但解释笼统,分体名目也较牵强。司空图的《诗品》则不仅分类确切多样，而且对比较抽象的诗艺特征运用大量形象化比喻，作了生动细致的描绘。这里可以看到唐代诗歌创作高度繁荣，百花齐放所提供的经验。书中列举的诗歌风格相当丰富多采，有属于壮美的，有属于柔美的，也有两者结合的。如《雄浑》强调“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含蓄》揭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要求气象高大壮阔而非浮阔，含蕴深沉精微而不浅率，都是内在美的自然体现。作者对于诗歌艺术特征的探讨确是深有会心的，尤其倾心于清远高妙的韵味风致。诸品中多用山林逸士的生活情趣以及神仙道释超尘出世的语言来描写诗歌境界，有些语句说得过于迷离恍惚，容易令人产生神秘之感。然而，“语不涉己，若不堪忧”、“大道日丧，若为雄才”等，字里行间也曲折流露出某种身世时代的悲慨。至于《诗品》全书是否存在严密的体系，清代有些研究者曾作过探索。杨振纲《诗品续解》曾从二十四品的次第中寻找其连贯的脉络。许印芳《二十四诗品跋》则说它“分题系辞，字字新创，比物取象，目击道存。然品格必成家而后定,如‘雄浑’‘高古’之类,其目凡十有二。至若‘实境’‘精神’之类,乃诗家功用,其目亦十有二”。但这些分析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 《二十四诗品》影响深远。宋代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说：“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表示了向慕之忱。严羽《沧浪诗话》提倡“兴趣”、“妙悟”，与司空图主张韵味也是一脉相承的。清代王士□标举“神韵”之说，更奉司空图、严羽的论说为准则。他在《香祖笔记》中说：“表圣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境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鬲津草堂诗集序》说：“昔司空表圣作《诗品》凡二十四。有谓冲淡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谓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者曰‘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论者或对其所取不满,如《四库全书总目》说，诗品“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王士祯（□）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又取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二语,以为诗家之极则,其实非图意也。”王士□对二十四诗品的撷取确有其片面性，但所取却不能不说是司空图诗论精神的重点所在。《诗品》在开创文艺批评形式方面有广泛影响。模仿之作，清代有袁枚《续诗品》、顾翰《补诗品》，还有马荣祖的《文颂》、许奉恩的《文品》、魏谦升的《二十四赋品》、郭□的《词品》等。 今存《司空表圣诗集》，有《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乾坤正气集》本、《四部丛刊》影《唐音统签》本；《司空表圣文集》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影旧钞本。《嘉业堂丛书》本文集与诗集附有缪荃荪等撰校记。《二十四诗品》不载于今存的《司空表圣文集》和《司空表圣诗集》,但收于《全唐诗》,别有单行本多种，通行的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说郛》本、《历代诗话》本、《四部备要》本等。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