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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风》《雅》《颂》《诗序》《毛诗故训传》《毛诗传笺》《诗谱》《毛诗正义》《诗总闻》《诗集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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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回到目录 《诗经》的组成部分。包括“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国风，共160篇。 关于“风”的含义，最早作解释的是《诗大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风之所吹，无物不扇，化之所被，无往不□,故取名焉。”意思是说,“风”是用来比喻王者之化□及万物的，就象风吹起来万物皆被触及一样。南宋郑樵在《六经奥论》中说：“风土之音曰风。”开始从音乐上解释“风”。朱熹在《诗集传》里也指出：“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近代学者的意见，一般承认郑、朱的说法，认为“风”即“土风”、“土乐”，也就是地方乐调之名。 《国风》分布的地区，“周南”是周公所治的南国，“召南”是召公所治的南国，以陕地(今河南陕县)为分界线,其东为“周南”,大体上是从洛阳向南抵湖北北部江、汉一带;其西为“召南”,大体上是今陕西南部到湖北西北部地区。其他13国风，“邶”、“□”、“卫”、“王”、“郑”、“桧”、“陈”为今河南北部、西部、中部及东南地区，“秦”、“豳”为今陕西中部及西北部地区，“齐”、“曹”为今山东东北部及西部地区，“魏”、“唐”为今山西南部及中部地区。可以看出，《国风》产生的地区很广阔，包括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湖北，而多集中于河南，各地的风俗习尚，在诗里多有反映。如郑、卫两国地处中原，商旅丛集，男女相接，约束较少，多桑间濮上之音，投桃报李之作。郑诗共21篇，情歌就占了大半。卫诗10首，涉及爱情、婚姻问题的也不少。又如秦国地接戎狄，常相争斗，《驷□》、《小戎》等篇描述车马田狩之盛，《无衣》叙写战士的同仇敌忾，反映了秦国的尚武之风。又如陈国巫风盛行，迎神祭祀，载歌载舞，在《宛丘》、《东门之□》等篇里有生动的描绘。所以《汉书·地理志》也多引《诗经》以说明各地的风尚。 《国风》产生的时间，考之于《诗经》各篇《小序》所说美刺某王、某公的本事，多数不足信，但也有一部分材料比较可靠，能够据以确定《风》诗大体为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作品。 西周初的作品有《豳风·破斧》。《小序》说:“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诗中三章都写及“周公东征”事，时在周成王初年（公元前1140左右）。此诗当是《国风》中最早的作品。宋代刻本《监本纂图互注点校毛诗》插图 东周初的作品有《召南·何彼□矣》。诗中有“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句。朱熹《诗集传》引“或说”,认为平王即平王宜臼,齐侯即襄公诸儿,可见此诗作年。此外，《卫风·硕人》也是东周初期作品。《小序》说：“闵庄姜也。”《左传·隐公三年》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诗中有“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句,可证《小序》之说是可信的。 春秋中期作品有《秦风·黄鸟》。《小序》说:“哀三良也。”《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这些记载与诗篇内容相合，则此诗为秦穆公死（公元前621）后,秦人为哀悼三良所作，当无疑义。此外，《陈风·株林》也是春秋中期作品。《小序》说:“刺灵公也。”陈灵公因淫乱被杀,事见《左传》宣公九年、十年记载，《史记·陈世家》也载及。此诗当作于宣公十年(公元前599)以前,为《风》诗中年代最晚的一首。 《国风》大部分作品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是《诗经》中的精华。其主要内容： ①表达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愿望和对劳役、兵役的痛苦与反感。例如《豳风·七月》描述了农奴被剥削、压榨，终年辛勤劳动和痛苦和生活。《魏风·伐檀》揭示当时社会不合理现象，对不劳而食者提出了质问和抗议。《魏风·硕鼠》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唐风·鸨羽》写出了久困王事，在沉重的徭役压榨下人民痛苦的呼号。《豳风·东山》描述战后农村的破败景象，揭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痛苦，表达了人民对和平与劳动生活的渴望。而《王风·君子于役》则从征夫家属的角度，表示了对兵役、徭役的愤怒与不满。 ②对劳动的讴歌。如《周南·□□》是妇女们三三两两去采集车前子时边采边唱的歌，表达了妇女劳动时欢快之情。《魏风·十亩之间》唱出了采桑姑娘在劳动中的欢乐和劳动后愉悦的心情。 ③表现爱国主义情操和对统治阶级丑恶行径的揭露。如《秦风·无衣》反映战士们在国难当头为保卫家园，慷慨从军,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豪情。《□风·载驰》表达了许穆夫人为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而奔走的崇高爱国精神。《陈风·株林》还揭露了陈灵公的荒淫无耻，《□风·相鼠》则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④表达爱情的恋歌和反映妇女婚姻与命运的诗篇。如《周南·关雎》写了一个青年男子大胆、率真地表露对一位美丽姑娘的相思之情。《召南·□有梅》写一个女子惟恐青春易逝而急于求偶的热切心情,大胆泼辣,真挚动人。《邶风·静女》写一对青年男女幽会，富于生活情趣。 《国风》的艺术特色，在于许多诗篇来源于社会现实,直接抒写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不加粉饰。在表现方法上，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如《豳风·七月》、《郑风·溱洧》、《魏风·硕鼠》、《邶风·新台》、《周南·关雎》、《秦风·蒹葭》等篇，都用赋、比、兴的手法，歌咏景物，抒写情思，托物讽喻。诗人们或通过人物内心活动的描绘,或通过景物的烘托,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如《邶风·静女》、《周南·桃夭》、《郑风·女曰鸡鸣》、《卫风·硕人》等篇，都把人物刻画得形象鲜明,个性突出,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国风》中许多篇章的语汇多出于群众口语，具有准确、生动、鲜明的特点，富于表现力。 《雅》回到目录 《诗经》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合称“二雅”。 对于《雅》的解释,最早见于《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认为“雅”的字义为“正”,由“正”联系到“政”，从“政”的小大来解释雅有小大之别。朱熹《诗集传》则从《小雅》和《大雅》的内容方面加以解释:“正《小雅》燕享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陈戒之辞也。”方玉润《诗经原始》综合各家的说法,从诗的风格、声调、内容几方面加以解释,认为“大略《小雅》多燕享赠答、感事述怀之作;《大雅》多受□陈戒、天人奥蕴之旨”。他的说法大体上符合《二雅》的实际情况,但对于“雅”的意思未作进一步的诠释。近代学者多从音乐方面加以解释。有说“雅”即“秦声”，是秦地之乐。有说“雅”借为“夏”，指夏民族所居之地，即西周王畿地区,雅音即夏音,亦即西周王畿地区的乐歌。今人也多以为“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乐调。即所谓“官调”，与“风”为地方乐调相对而言，大小之分，也与乐调有关。 关于“二雅”的创作年代和作者,大致可以认为:《小雅》中的大部分和《大雅》中的一部分是西周末期和春秋初期的作品，《小雅》的大部分作品出自各级贵族之手,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民间歌谣,《大雅》几乎全是贵族作品。如《小雅·节南山》,《小序》说:“家父刺幽王也。”按此诗末章有“家父作诵,以究王□”之语。何休《公羊传注》:“家,采地;父,名也。”则此诗的作者为周幽王时的家父。《小雅·巷伯》,《小序》说:“刺幽王也。”此诗末章有“寺人孟子,作为此诗”之语,则此诗作者是宦人孟子,唯其名不详。《大雅·桑柔》,《小序》说:“芮伯刺厉王也。”芮伯即芮良夫。《左传·文公元年》载秦穆公引芮良夫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这几句都见于此诗第13章,则此诗自是周厉王时芮良夫所作。《大雅·崧高》,《小序》说：“尹吉甫美宣王也”,此诗末章有“吉甫作颂，其诗孔硕”之语。又《大雅·□民》，《小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此诗末章有“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之语，都与《小序》合，则此二诗均为周宣王时辅政大臣尹吉甫所作。 《雅》诗大部分是奴隶主贵族上层社会举行各种典礼或宴会时演唱的乐歌，其思想性总的来说当然不如《风》诗，但它却从另一角度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其内容主要有:①周民族的史诗:如《大雅》的《生民》、《公刘》、《□》、《皇矣》、《大明》便是其中的优秀篇章。这些诗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的诞生、成长及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写起，中间叙述周人远祖公刘率众由邰迁豳和太王古公□父由豳迁居岐下建国立业的事迹；然后写文王伐密、伐崇，受命安天下；最后写武王伐纣、扬威克商，建立周王朝。这组诗歌颂了周民族创业开国的英雄人物和先王，较为完整地描述了周人的起源、发展和建国史，是珍贵的历史画卷。②政治讽刺诗：这类诗在《雅》诗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如《大雅·桑柔》直接指斥周厉王为政暴虐,执政大臣贪残害国。《大雅·瞻□》对宠幸褒姒、昏庸荒淫、祸国殃民的周幽王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痛斥。《小雅·正月》揭露了奴隶主贵族的昏庸腐朽与残暴。《小雅·巧言》对周王听信谗言,酿成乱事,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这些作品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③《雅》诗中也包含有一些直接反映劳动人民呼声的民间歌谣。如《小雅·苕之华》写出了奴隶们在死亡线上艰难挣扎的惨景，喊出了他们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痛苦欲绝的呼号。《小雅·何草不黄》在征夫的愤怒控拆中反映了兵役、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④《雅》诗中还有一些恋歌和怨歌。如《小雅·隰桑》便是女子对爱人倾诉款曲之歌；《小雅·采绿》是妇人思夫之辞；而《小雅·谷风》则是被遗弃的妇女对忘恩负义的丈夫的指责，充满了痛苦忿怒之情。⑤农事诗和畜牧诗也是《雅》诗的内容之一。如《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对周代的社会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均有反映。《小雅·无羊》极写牛羊蕃盛，畜牧兴旺，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产情况。⑥《雅》诗的饮宴诗也不少。如《小雅·鱼丽》、《小雅·庭燎》、《小雅·宾之初筵》等都极写贵族们宴饮场面，反映了统治阶级日趋豪华奢侈的生活。 《雅》诗一般篇幅都较长，如《大雅·抑》长达12章,144句,468字。句法、用韵都较整齐,布局谨严,组织完密。《雅》诗的语言一般不如《风》诗通俗易懂，且多抽象议论。但有的诗如《小雅·无羊》写牧场上人畜的动态，牛羊的壮健、驯良，牧人技术的高明，以及对好年成的向往，都写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比同样题材的《鲁颂·□》显得更有文采。 在风格上,《雅》诗庄重而舒缓,表现出典重文雅的特色。尤其《小雅》中的一些诗还颇长于抒情，如《小雅·采薇》卒章便抒发了久役将归的征夫又悲又喜的复杂情怀，写得情景交融，极为真切动人。 《颂》回到目录 《诗经》的组成部分。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合称“三颂”。 对于《颂》的解释，最早见于《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颂者”之下省略了“容也”二字。朱熹《诗集传》说：“颂”与“容”古字通用。据阮元《□经室集·释颂》的解释,“容”的意思是舞容,“美盛德之形容”，就是赞美“盛德”的舞蹈动作。如《周颂·维清》是祭祀文王的乐歌，《小序》说：“奏象舞也。”郑玄《毛诗传笺》说：“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就是把周文王用兵征讨刺伐时的情节、动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可以证明祭祀宗庙时不仅有歌，而且有舞，“载歌载舞”可以说是宗庙乐歌的特点。近代学者也多以为《颂》是宗庙祭祀之乐，其中有一部分是舞曲。 《周颂》大部分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的祭祀乐章，也有迟至昭王时的作品。《鲁颂》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颂歌。《商颂》是春秋时期宋人追述祖业（宋为殷商后裔）之作。 《周颂》的作者已不可考。 《鲁颂》 4篇，《小序》以为都是颂鲁僖公的。首篇是《□》，《小序》说，因为鲁僖公治国很节俭，宽厚爱民，很重视农业、美马，鲁国人尊重他，“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季孙行父是鲁国贵族，鲁文公、宣公时为掌权大臣，谥号“文子”。史克，即太史克，亦即里革。《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的一大段话，可以看出他是个学识渊博的史官，《小序》说《□》是他所作，当有所据。后人有的以为《鲁颂》都是太史克的作品，有的则认为只有《□》一篇是太史克所作。 《鲁颂》中有《□宫》一篇，朱熹《诗集传》认为它是鲁僖公自作，并不足信，有人根据诗中“新庙奕奕，奚斯所作”的话，认为此篇是奚斯的作品。奚斯，名鱼，鲁公子,《左传·闵公二年》有关于他的记载,事迹很简单。也有人认为“新庙奕奕，奚斯所作”的意思是说奚斯督造新庙，他是一名“监工”，并非说他作颂。《鲁颂》中大致可以确定作者的，只有《□》一篇，其余三篇可能出于其他史官之手。 《商颂》原为12篇，今传本《诗经》只有 5篇，其他7篇何时散佚,不可知，旧说孔子以前已亡佚，又有说是被孔子删去了，都是揣测之词。《商颂》的第一篇是《那》,《小序》说：“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国语·鲁语》载闵马父的话:“正考父(与甫字通)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毛诗正义》解释这段话说，校，是校正舛谬，《商颂》5篇本是商朝作品，宋戴公时,正考父只是就周太师校正讹误而已（宋戴公当周宣王之世，周太师，宣王时的太师）。而《史记·宋世家》却说,宋襄公时,大夫正考父为赞美他，于是追述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裴□《史记集解》也引《韩诗章句》之说，认为《商颂》 5篇都是正考父所作，与《国语》所说不同，在时代上与《小序》所说相差两百多年。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力主《小序》和《国语》之说，方玉润《诗经原始》同意姚氏的说法。近代学者王国维等多从《史记》和《韩诗》之说，认为是正考父为了赞美宋襄公而作,所谓《商颂》,实即《宋颂》（《观堂集林·说商颂》）。 三《颂》主要是周王和诸侯用于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其内容多宣扬天命,赞颂祖先的功德。如《周颂》中的大武舞曲就是颂扬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功业的歌舞曲。《昊天有成命》便是强调天命、歌颂成王的诗。《鲁颂》的《泮水》、《□宫》也是颂美祖先的诗歌。《商颂》5篇都是宗庙祭歌,也充满了祝颂之辞。 《颂》诗中也有一些反映当时农、牧、渔业生产情况的作品。如《周颂》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一些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的祭歌，对西周农业生产的情况和规模都有具体的描述；《鲁颂》的《□》旨在颂美鲁僖公的牧马之盛，同时也说明鲁国畜牧业的发达；《周颂》的《潜》写周王以各种嘉鱼献祭宗庙，反映了当时的渔业生产情况。 另外,《周颂》的《有瞽》写了各种古代乐器,《商颂》中的《长发》、《玄鸟》保存了关于殷商的神话、史实，是研究中国历史和神话传说的重要资料。 《颂》诗多空洞抽象的说教，缺乏形象性和韵律美，也极少运用比、兴手法。其中《周颂》时代较早，语言典雅庄重而欠清新活泼,叶韵也不甚规则;但一些描写农业生产的诗如《载芟》、《良耜》用白描、比喻、夸张等手法，把耕耘、收获、祭事祈福等描述得颇为生动具体。《鲁颂》的时代较《周颂》为晚,创作上受到《风》诗和《雅》诗的影响，如《泮水》、《□宫》的风格便很象《雅》,而《□》、《有□》则采用复沓的章法,反复咏叹,其韵味又很象《风》。正如孔颖达《毛诗正义》所说：“此虽借名为《颂》，而体实《国风》，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商颂》可能也因时代较晚，一般篇幅较长，文字简练，叙事具体，韵律也较和谐，其中《那》、《烈祖》、《玄鸟》均双句，不分章，结构近于《周颂》；《长发》、《殷武》篇幅更长，且分章，其风格类《雅》。 《诗序》回到目录 《诗经》研究著作。齐、鲁、韩、毛四家诗原本都有序，但三家已失传，此为《毛诗序》的简称，有“大序”、“小序”之分。一般认为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为“小序”；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从“风、风也”句开始,概论全经的大段文字为“大序”。也有人认为《诗序》总论诗之纲领，无小大之异。 关于《诗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郑玄认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对此魏晋以来无异议。至刘宋范晔《后汉书·儒林列传》提出《诗序》为东汉初的卫宏所作。唐人所修《隋书·经籍志》以为《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卫宏又作增益润色。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汉代儒生,欲自显立其学,借之子夏以自重。”宋代王安石认为《诗序》为诗人自制；程颐认为“小序”是国史旧文,“大序”出于孔子;郑樵则认为《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自朱熹直到清代的姚际恒、崔述、魏源、皮锡瑞等，都持卫宏作《诗序》之说，因为《后汉书·儒林列传》明言“(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但也有人认为《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小序”首句为毛亨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其后治《毛诗》者补缀而成，卫宏可能是最后的集录、写定者。 《诗序》中提出了“六义”、“正变”、“美刺”等说。“六义”之说承《周礼》的“六诗”而来，其中的“风”、“雅”、“颂”一般认为是诗的类型，“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的表现方法。“六义”的提出，把《诗经》的学习和研究推进了一步。“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对于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以及诗歌的艺术特征提出了精深的见解，并涉及诗歌和时代以及政治的关系,肯定了吟咏性情的诗歌,有很大的教化作用，丰富了所谓“诗教”的内容。而后代儒家对《诗经》的附会曲解，也往往从这里生发出来。“大序”又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认为天下大乱就会产生怨刺的诗歌,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决定诗歌的“美”“刺”内容。这种说法有它的合理性，美刺精神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比兴传统的确立，对后代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诗序》作者把《诗经》当作“谏书”,千方百计赋以“美”、“刺”的意义,而其所言“美”、“刺”,又缺乏一定的标准,往往自相□牾。后来郑玄按《诗序》的说法,将《国风》、二《雅》265篇划分为“正”诗59篇，“变”诗206篇,并无确切依据，以致造成了很多附会。 《诗序》对《诗》 305篇作了不少穿凿附会的解释，致使许多诗篇的本义被掩盖了，这是它的缺点；但《诗序》毕竟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说的总结，有一部分解说和其他先秦古籍有关记载可以互相印证，确有依据，应当区别对待。后来郑樵作《诗辨妄》，朱熹作《诗序辨说》，对《诗序》的解说多所诘难。 《诗》大、小“序”附载于《毛诗》，单行本甚少，仅见几种：《诗序》，不分卷,4册,旧题周代卜商撰,明刊古文本。《小序》1卷，题卜商述，明钟惺辑,《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本。《诗序》1卷,附《诗集传音释札记》1卷，元庐陵罗复辑，刊本。另外,清象山姜炳章撰有《诗序广义》24卷，嘉庆遵行堂刊本（以上二种均杭州丁丙八千卷楼旧藏）。清武威张澍撰有《小序翼》27卷，原稿本。 《毛诗故训传》回到目录 《诗经》研究著作。简称《毛传》,30卷。关于《毛传》的作者和传授渊源，自汉迄唐，诸说不一，因此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现代一般根据郑玄《诗谱》、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记，定为毛亨（大毛公）所作。毛亨，秦汉间人，生卒不详。一说西汉鲁（今山东曲阜一带）人，一说河间（今河北献县）人。相传其诗学传自荀卿，西汉初期开门授徒，所著《诗故训传》传之赵人毛苌（小毛公），为“毛诗学”的开创者。宋代刻本《监本纂图互注点校毛诗》 《毛诗故训传》全书以解释字义为主,章句训诂,大抵采用先秦学者的意见，取自先秦群籍。如释《既醉》、《昊天有成命》等篇,取自《国语》;释《葛覃》、《草虫》等篇,义见《礼记》;释《行露》篇言“淄帛五两”，释《野有死□》篇谓“凶荒杀礼”，都取自《周礼》。此外,还有不少说法,出于《论语》、《孟子》等书。这些都足以证明《毛传》释诗,渊源有自,是研究《诗经》的重要文献。 《毛诗故训传》在训诂体例方面，或统释全篇于首章，或统释全篇于末章，或明假借，或释虚词，或以今语通古语，或以今义通古义。在“赋、比、兴”三体之中，独标“兴”体，用以阐明诗篇的语言特点，帮助读者领会诗义。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笺》，使它的地位得以提高。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进一步详细疏解《毛传》、《郑笺》，使它更显重要。清代陈奂作《诗毛氏传疏》，疏解更为完备。但毛亨解诗，往往从封建伦理道德出发，对一些诗篇的主旨有所歪曲，是其缺陷。 《汉书·艺文志》载《毛诗故训传》30卷，原书已佚。后世传本均附以《郑笺》。现存宋刻单行本尚有两部，其一部10册；另一部有查慎行、顾广圻跋，吴荣光题款，仅存18至22卷，均藏北京图书馆。另外，日本有《毛诗故训传笺》20卷，庆长（明万历）活字印本。清代段玉裁撰《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30卷。 《毛诗传笺》回到目录 《诗经》研究著作。23卷。东汉郑玄(127～200)撰，简称《郑笺》。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生当经学家郑众之后，故世称“后郑”。曾入太学学今文《易》和公羊学，后从马融学古文经。学成归里以后,聚徒讲学。因党锢事被禁,潜心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平生著述凡百余万言。其中以《毛诗传笺》、《毛诗谱》、《仪礼注》、《礼记注》、《周礼注》影响最大。 《郑笺》“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毛诗正义》引郑玄《六艺论》）。所谓“己意”，就是指以己意改易毛传的说法,或者依照三家诗的观点释诗。如《陈风·衡门》“可以乐饥”,改“乐”为“□”;《大雅·思齐》“古之人无□”，改“□”为“择”；《鲁颂·泮水》“狄彼东南”，改“狄”为“剔”，都是《郑笺》改易《毛传》的例证。再如对《大雅·生民》姜□感天而生后稷的说法，对《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解释，郑玄都从三家而不宗毛。另外，郑玄给《诗》作笺在他给《礼》作注之后，所以往往以《礼》注《诗》，也与《毛传》不尽相同。不过《郑笺》在论《诗》的主旨方面，把《诗》当作圣贤垂教的经典，比附义理，作出一些牵强附会的解释，还是与《毛传》大体上相同的。在文字训诂方面，《毛传》、《郑笺》互有得失。《郑笺》除文字训诂外，偶然也有借题发挥、感伤时事之语。清代陈奂撰《郑氏笺考证》，对《郑笺》来源考证颇详。 《郑笺》通行版本有《四部丛刊》影宋本、《十三经注疏》本。明嘉靖间刻本附有郑玄《诗谱》 1卷、陆德明《音义》3卷。 《诗谱》回到目录 《诗经》研究著作。3卷,一作2卷。东汉郑玄撰。其书根据《尚书》、《春秋》、《史记》等书中有关史料记载,分别说明《诗经》十五“《国风》”、二“《雅》”、三“《颂》”产生的地域、时期、社会背景等，并排比谱系，显示《诗经》各部分与时代政治、风土人情的关系。《诗谱序》说：“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对后人的《诗经》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把颂扬周室先王、西周王朝暨诸侯国盛世的作品一概定为“诗之正经”，而把衰乱时期怨愤讽刺之诗定为“变风”、“变雅”，这是承袭了《毛诗序》的说法，而更加具体系统化。至于说“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也无根据。此外,《诗谱》对史实亦颇有失于考核之处,如说康叔封卫，后世子孙合并了邶、□两国；孙诒让《籀□述林·邶□卫考》已指出其误。 《诗谱》有图，已亡佚。原本单行。唐代孔颖达撰《毛诗正义》，将《诗谱》文字分列于书中各部分之首，单行本逐渐失传。宋代欧阳修、元代许谦、清代戴震、吴骞、丁晏等，都曾从事于《诗谱》的考订和辑补工作。 《毛诗正义》回到目录 《诗经》研究著作。简称《孔疏》,40卷。唐贞观十六年 (642)孔颖达(574～648)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孔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等职。其时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受命主持其事,诸儒分治一经，《毛诗正义》出于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孔颖达总其成。《毛诗正义》是对于《毛传》及《郑笺》的疏解,“传”、“笺”被称为“注”，“正义”被称为“疏”，合称《毛诗注疏》。《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说明此书内容取材之广和在唐代影响之大。其中包括了汉魏时期学者对《诗经》的各种解释,汇集了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有的地方并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对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表示怀疑等，但其书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未能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敢加以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承袭了《毛传》、《郑笺》的某些错误；在疏解方面此书颇多烦言赘语，这是唐人义疏的共同缺点。 《毛诗正义》通行的有《十三经注疏》本，以阮元所刻为佳，书后附阮元的《毛诗校勘记》。南宋初年复本《毛诗正义》 《诗总闻》回到目录 《诗经》研究著作。20卷。宋王质(1127～1188)撰。王质，字景文，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官至枢密院编修。博通经史，有文才，著有《雪山集》、《绍陶录》等。《诗总闻》体例谨严，条理清晰，所列凡闻音、闻训、闻章、闻句、闻字、闻物、闻用、闻迹、闻事、闻人等10门，每篇又都有总闻，述其大意。王质认为《二南》是诗的一体，是《诗经》“南、风、雅、颂”四个组成部分之一，它们都是乐歌之名。为此又撰“闻南”、“闻风”、“闻雅”、“闻颂”，分别冠于四个部分之前。这些是他的一家之言。南宋初，摒弃《诗序》而论诗的有郑樵、朱熹、王质三家，其论点各异。王质自称覃精研思，将近30年才编成此书。他主张“说诗当即辞求事，即事求意”（《周南·葛覃》总闻），所以常能阐发出诗篇本身的文学意义。如说《卫风·竹竿》是：“此去家归人犹在卫，故不离淇水也，举目不见，举足难至，虽近亦以为远，所谓寸步千里，前人亦常见吟咏之间。”说《王风·中谷有□》：“尝见旱岁道途夫妇相携相别，有不忍别之情，于男女亦然。此事自古有之。初□叹，吐气之微也；次条□,吐气之猛也；次啜泣,吐声而又吐液也。此分携之时也,所见亦然。今古虽异,人情不远也。”说《王风·君子于役》：“当是在郊之民，以役适远，而其妻于日暮之时，约鸡归栖，呼牛羊来下，故兴怀也。大率此时最难为别怀，妇人尤甚。”诸如此类,都能直探诗旨。又此书在文笔上也颇有文采,比较耐读。至于以《齐风·甫田》为“老臣事幼君之辞”，说《桧风·匪风》“当是关中之人，为山东之客者，其知友送归，以此寄怀输情，殆贤者也”，则未免悬空穿凿，殊难索解。 《诗总闻》有清乾隆间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单行本、《丛书集成》本。 《诗集传》回到目录 《诗经》研究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20卷， 今本 8卷。宋代朱熹（1130～1200）撰。朱熹解诗，最 初信从《诗序》,后来取郑樵之说,摒弃《诗序》而就诗 篇本身探索本旨。文字音义方面，则杂采毛、郑，间用 齐、鲁、韩三家,以己意为取舍,不拘泥于训诂□□之学。 《诗集传》释义简洁，明白易晓,每篇述其主旨,每章言 其大意，常多新解。如认为《邶风·谷风》是“妇人为 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说《邶风·北 风》为“言北风雨雪,以比国家危乱将至,而气象愁惨也。 故欲与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说《小雅·都人士》为 “乱离之后,人不复见昔日都邑之盛,人物仪容之美，而 作此诗以叹惜之”。这些论述，都比较切近诗旨。他说 《国风》是“民俗歌谣之诗”，“赋、比、兴”是写作 手法特点,突破了《诗序》和郑玄的解释。“赋者,敷陈 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 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些解释简明扼要， 至今仍被《诗经》研究者广泛引用。但《诗集传》因袭 《诗序》之处仍不少，又常用“天理人欲”之说解释一 些恋爱婚姻的诗,不免歪曲诗旨。他把男女相悦之辞说成 是“刺淫”或“淫奔”之辞，表现出道学家的谬见。此 外，朱熹用吴□的“叶韵”说，往往改读求叶，来解释 《诗经》的用韵，也不符合古韵。朱熹以后，说《诗》 者多以《诗集传》为宗，元明以后科举取士也以《诗集 传》为准。可见它对后世影响深远。 《诗集传》现存两部宋刻本，都不全，其一藏北京 图书馆，另一部原系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残存 8卷。 元刻本亦存两部，其一藏北京图书馆，另一部现存台湾。 明清刻本较多。《四部丛刊三编》有影印宋刊本《诗集 传》20卷，尚可见原书面貌。通行的有1958年中华书局 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