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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返回目录 《楚辞》篇名。关于它的来历，王逸认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间祭歌创作的。朱熹认为是屈原对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词”（《楚辞集注》）。胡适则认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与屈原传说绝无关系”（《读楚辞》）。今人多取朱说。 《九歌》由于以民间祭歌为基础，所以具有楚国民间祭神巫歌的许多特色,《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吕氏春秋·侈乐》也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所谓“巫音”，即巫觋祭神的乐歌，这是《九歌》与屈原其他诗篇的不同之处。但是，作品中如“载云旗兮委迤”、“九嶷缤兮并迎”、“□吾道兮洞庭”等诗句,“老冉冉”、“纷总总”等习用语,又与屈原其他诗作一脉相通。因此，它应当是屈原诗歌艺术整体中的有机构成部分。《九歌》图卷宋代李公麟作《九歌》图·东皇太一元代张渥作 “九歌”名称，来源甚古。除《尚书》、《左传》、《山海经》所称引者外，《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乐”,《天问》中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诸语。各书所说到的“九歌”内容虽有种种演化，但可证“九歌”乃是传说中很古的乐章。至于屈原用它作为篇名，似乎不会跟远古“九歌”的章数有关，也不一定跟古代“九歌”的曲调相同。可能是取其“娱神”这一点，再结合《离骚》所说的“康娱”、“□乐”的意思，基本上属于新歌袭旧名的类型。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湘夫人傅抱石作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天问》返回目录 《楚辞》篇名。屈原作。关于“天问”的意思，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即自夏殷以来，天被视作万物之主，是统摄万类群生的，一切高远神异不可知之事，都可用“天”来统称，所以有关万事万物的疑问，也可以统称为“天问”。关于《天问》的写作背景和缘由，王逸《楚辞章句》说是屈原被放逐后，忧心愁惨，彷徨山泽，他走进楚国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于是当场题辞，写下此篇，用以排解愤懑、舒泻愁思。此说不一定可靠。至于《天问》的写作时间，也不一定如王逸所说在顷襄王之世屈原被放逐以后，也有可能作于怀王之时。 《天问》的内容异常丰富,问及天、地、人之事,表达了作者对宇宙、人生、历史、乃至神话传说的看法。全诗凡374句，提出了172个问题（统计标准不一，一说116问)。由于存在错简或脱漏等情况，其中有一些文理不顺的现象。但总的看来，还是有序可循的。王夫之曾经指出：“篇内事虽杂举,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终于以楚先，未尝无次序存焉。”（《楚辞通释》）自篇首至“曜灵安藏”，以天事为主，杂以与天事有关的神话；自“不任汨鸿”至“乌焉解羽”，以地事为主，包括鲧禹治水传说；自“禹之力献功”至篇末，都是史事，夏代事最详，最后以楚国事为主，忧国情绪在这部分里颇为明显，但从文气上看似乎未完，恐是脱漏所致。全诗表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深沉的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反映了他大胆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其中述及天体及历史传说，多为先秦时期的齐、鲁、三晋北方中原地区产生的诸书所不道，可能出于楚国所传旧史，即《□杌》及左史倚相所传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天问》图明代萧云从作《天问》图明代萧云从作 《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楚辞》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有“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大致上四句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论说：“或长言，或短言，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复,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引孙□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 《天问》作连续发问,有一问到底之势,体式比较特殊。但先秦书中亦不乏其例。零星数句的如《庄子·逍遥游》:“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全章整节的如《庄子·天运》篇“天其运乎”至“敢问何故”,以及《列子·汤问》篇“汤问于夏革”一段。接近于全篇的如《逸周书·周祝解》“故万物之所生也”至“牝牡之合，孰交之”。又，《庄子·天下》篇也说到：“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可见屈原前后已有好些《天问》体式的文章论著。不但如此，在世界古代经典中，亦可发现与《天问》类似的诗篇。如印度《梨俱吠陀·创造之歌》第一章第六段写道：“孰知其真？孰穷其故？何所自在？何因而作？明神继之，合此造化，是谁知之？孰施行之？”伊斯兰《火教经》（伊朗《波斯古经》）有：“谁分大地，下丽于天，以免于倾？水与植物，谁孽生之？谁役风云，周道是遵？呜呼智人，谁更启我善心？”《旧约全书·约伯记》也说：“是谁定天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他的根基安置在何处？他的路标是谁安放的？……光明从何而至？黑暗原来位于何所？”几个文明古国的哲人不约而同地发出这类问题，并形诸吟咏，颇堪寻味。但作为长篇哲理诗，《天问》可谓独步一时。 《天问》问世之后，摹拟的作品为数不少。晋傅玄有《拟天问》,梁江淹有《遂古篇》,北齐颜之推有《归心篇·释一》,唐杨炯有《浑天赋》,柳宗元有《天对》，明方孝孺有《杂问》,王廷相有《答天问》95首,黄道周有《续天问》，清李雯也有《天问》。至于用《天问》体写诗词的就更多了。 《九章》返回目录 《楚辞》篇名。包括9篇作品。依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这9篇的作者，王逸都定为屈原。宋代洪兴祖则疑《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4篇非屈原作（《楚辞补注》）。明代许学夷也以《惜往日》、《悲回风》二篇非屈原口气，疑为唐勒、景差等人所作（《诗源辨体》）。清代顾成天则定《惜诵》、《惜往日》二篇为河、洛间人所作(《读骚别论》)。而近人还有说《哀郢》为庄辛所作的（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但所有这些怀疑，多以文气为判定真伪的标准，尚无确凿有力的证据。 关于《九章》名称的意思，王逸训“章”字为“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显系出于汉代经生陋说，不足为训；朱熹认为《九章》乃“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楚辞集注》），较为合理。至于辑录、题名者，或认为是刘向，或认为是淮南王幕府中的文学之士，尚无定论。 关于《九章》各篇的写作时、地问题，王逸认为它们都是屈原流放于江南时所作；朱熹则认为“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细观《九章》各篇内容，朱说较符合作品实际。至于《九章》中各篇的具体写作时间及其排列次序，明代黄文焕，清代林云铭、蒋骥及现代楚辞学者各有考订，说法不一。 《九章》各篇的思想内容，因并非出于一时一地，所以应当分别看待。其中《惜诵》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心情，内容略与《离骚》前半篇相似。《涉江》似是自叙放逐江南的行迹，反映了诗人高洁的情操与黑暗混浊的现实生活的矛盾。《哀郢》一说作于庄□暴郢之后，一说作于白起破郢（前278）之后，抒写了诗人对破国亡家的哀思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抽思》大概作于屈原被疏于汉北之时，抒发了诗人见疏于怀王之后的怫郁幽怨之情。《怀沙》为屈原自沉之前不久所作，一说为怀沙石沉江，一说为怀念长沙，其中着重叙写了诗人正道直行、不随世浮沉的节操以及准备以死来殉理想、殉信仰的决心。《思美人》反映了诗人思念其君而不能自达，但又不愿变心从俗的心情。《惜往日》有人认为是屈原的绝命词。概叙了诗人一生的政治遭遇，为因谗人破坏和国君昏庸使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而深感痛惜，也表示了必死的决心。《桔颂》一般认为是屈原早期的作品，通篇就桔的形象和特征作出拟人化的描写,可以看成是作者人格和个性的缩影。《悲回风》则流露了一种低徊缠绵的忧苦之情。 《九章》各篇的艺术风格和成就，也不一律。其中《桔颂》一篇清新秀拔，别具一格，从辞赋的体裁上说，开了体物写志的先河。《哀郢》、《涉江》、《怀沙》三篇情景交融，诗味腴厚，在《楚辞》中允称上品。其写景之句如“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宛然如画。抒情语句如“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恳挚缠绵,颇有回肠荡气之致。至于《惜往日》、《悲回风》二篇，艺术上较他篇略为逊色。《九章·桔颂》图清代门应兆作 《远游》返回目录 《楚辞》篇名。王逸说是屈原所作。近世学者，对此颇多怀疑，有人认为它是汉人所作，尚无定论。 《远游》一上来便写“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人世已不可为，故愿远离人世，轻举上游。于是郁结内伤，愁凄增悲；于是神形两离，独神游以求正气。接着以主要篇幅描写了神游上天,自南起行,至北而西，浮游八极的情景。而正在“涉青云以泛滥游兮”之时，又“忽临睨夫旧乡”，这与《离骚》的表现手法颇相似。然而《离骚》以“莫足与为美政”作结，仍是入世思想；而《远游》则再无反顾的余地，只是继续高举游览方外。最后达到了上无天,下无地，视无所见,听无所闻，“超无为以至清，与泰初而为邻”的至高无上的解脱境界，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出世思想。《远游》图清代门应兆作 《卜居》返回目录 《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 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象鲜明，而且音节浏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三闾大夫卜居渔父明代萧云从作 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渔父》返回目录 《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作，朱熹从其说。近人多认为不是屈原所作，但也还不能作为定论。 《渔父》通过对话体的形式，表现了两种思想认识的尖锐对立：一种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随波逐流思想；另一种则是坚持原则，宁赴湘流，葬身鱼腹，也不肯对世俗妥协、向邪恶低头的精神。作者是站在后一种立场上的。不管作者是不是屈原，这种思想精神与屈原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是一致的。 从艺术上看，《渔父》用散文的形式而又部分地押韵，文字空灵轻妙，是一篇极好的散文诗。 《九辩》返回目录 《楚辞》篇名。王逸定为宋玉作。明代焦□《焦氏笔乘》、清代牟庭相《楚辞述芳》及吴汝纶在《古文辞类纂》评语中,均以为屈原作,但所提出的理由还不足以推倒王逸之说。关于《九辩》名称的意义,王逸释“辩”为“变”，是对的;但又说“谓陈道德以变说君”云云,则不确。王夫之说：“辩犹遍也。一阙谓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楚辞通释》）此说较为通达，今多从此说。 《九辩》是一首感情□挚的长篇抒情诗,共有250多句。关于它的主旨，王逸认为是宋玉“悯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哀其志”；对此，现今的研究者大抵取怀疑态度。从诗的内容来看，其基本思想是表达“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这种感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诗中对现实的黑暗也有一定的反映，并表达了诗人“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的志尚。但追求理想、坚持抗争的精神远逊于屈原。在艺术上，《九辩》虽多模仿《离骚》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它善于借景抒情,融情于景，并且句法多变，能够巧妙地运用双声叠韵和叠字等修辞手法，读起来抑扬顿挫，饶有音乐美，从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开头一段描写秋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寥寥数语，而情景俱现，成为后世文人触景伤怀，寄慨身世的滥觞。 《招魂》返回目录 《楚辞》篇名。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但王逸《楚辞章句》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则又认为《招魂》是宋玉招屈原的魂。朱熹从王逸说。近人多从司马迁说，并认为《招魂》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也有人认为是屈原给自己招魂。至于它的写作时间，有人认为在楚怀王之世，也有人认为在顷襄王之世，尚难定论。 《招魂》首尾的“序”和“乱”用骚体，中间正文部分主要用四言形式，隔句句尾用“些”字作语助，与《楚辞》其他各篇对“兮”字的用法不同。内容系借巫阳口气，说四方上下如何可怕，而故乡如何可爱，劝所招魂魄归来安享，不可乱跑。文中写饮食、居处、游戏、女乐、陈设等,富丽堂皇,奢华之至，反映出古代楚国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发展水平已相当高。通篇想象奇诡，辞藻华赡，在铺陈排比的手法上开了汉代大赋的先河。《招魂》图清代门应兆作 《大招》返回目录 《楚辞》篇名。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楚辞章句》）可见自东汉王逸始，它的作者已不甚清楚。宋代晁补之因它文义古奥，疑为屈原作（《重编楚辞》）。朱熹则认为它“语皆平谈醇古,意亦深靖闲退,不为词人墨客浮夸艳逸之态，然后乃知此篇决为差作无疑”(《楚辞集注》)。近人梁启超又以篇中有“小要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所作（梁启超《屈原研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大招》图清代门应兆作 《大招》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跟《招魂》酷似。它通篇是四言形式,隔句句尾用“只”字作语助,很象《招魂》的中间部分。其内容也是竭力渲染四方如何可怕，家乡如何可爱，劝魂魄归来安享，不要乱跑。文中写居止、饮食、游戏、女乐、陈设等，极力铺张，备极华美。而其归宿，则为王化德政。朱熹认为它是“尚此三王之道，以矫衰世之失也”（《楚辞集注》）。 《楚辞》研究 返回目录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学者对它作了许多辑集、考订、注释和评论工作，写下大量论著。两千年来，《楚辞》的研究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两汉时期 两汉是《楚辞》研究的开创时期。上承秦火之余，重点在于搜辑、整理和著录楚辞作品；注释工作，刚刚打下基础；对屈原的评价，意见颇有分歧。 西汉前期，屈原作品已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者，是刘安和司马迁。刘安撰有《离骚传》，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研究屈原作品并写下专著的第一人。《离骚传》已失传，据《史记·屈原列传》里残存的片断来看，其中有评文论史的总叙；据班固《离骚序》所援引的部分来看,其中又有释义考典的注解,这些都为后世的屈原研究开辟了道路。至司马迁撰《史记》，不仅亲临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凭吊遗迹,访察行事,更研读了《怀沙》、《渔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诗篇，写出了第一篇记述屈原生平事迹和描写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传》。 西汉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已开始注意楚辞的音读问题(《汉书·王褒传》)。西汉后期，刘向父子典校秘阁遗书，校定“屈原赋二十五篇”，著录入《七略》，这是对屈原作品进行校雠的开始。刘向和扬雄都撰有《天问解》，其书不传。据王逸《天问叙》说,他们都是对《天问》中的“奇怪之事”,“援引传记以解说之”,可见刘、扬对屈原作品的注释考订工作,在刘安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东汉时期，班固、贾逵，都撰有《离骚经章句》（王逸《离骚叙》）。马融也撰有《离骚注》（《后汉书·马融传》），其书皆不传。贾、马为经师,班氏为史家，其内容当既有训释,又有史评。这从贾、马之说经及班固所留下的《离骚序》可以想见。但王逸曾说到班、贾只注《离骚》，“其余十五卷缺而不说”（《离骚叙》。马融《离骚注》当然也是如此。看来直到东汉中期，学术界对屈原作品尚未展开全面研究，重点仍在《离骚》、《天问》的注释上，至于《楚辞》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对《楚辞》进行全面探讨的是东汉末王逸，他著有《楚辞章句》17卷，内容包括训诂、校勘、释义、考史、评文等各个方面，是今存最早一部完整的《楚辞》研究专著。 这一时期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刘安、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意见有分歧，而其中针锋相对的是刘安与班固。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评论屈原则谓“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也，虽也日月争光可也”，而班固则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观点衡量屈原，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魏晋至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楚辞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极其广泛，而在研究方面却处于低潮，专著寥寥无几,但注释、音读、文论等个别论著，从质量上看,仍然有所发展。明代正德刻本《楚辞章句》 继王逸《楚辞章句》之后，晋代郭璞有《楚辞注》3卷。郭氏乃训诂学大家，曾注过《尔雅》、《方言》，又博极群书,广搜异闻,注过《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他的《楚辞注》已佚，但从诸书所引或互见于郭氏其他书注中的部分看,其训诂名物方面,足资参考处颇多，对王逸旧注也有所更定。如郭璞《江赋》以为“任石”义同“怀沙”，《山海经·中山经》注以为“湘夫人”乃是“天帝之二女”,都与王逸注不同。另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南朝刘宋何偃《楚辞删王逸注》、隋代皇甫遵《参解楚辞》7卷，今皆亡佚。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楚声研究的专著。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晋代徐邈有《楚辞音》1卷。刘宋诸葛民有《楚辞音》1卷，孟奥有《楚辞音》1卷，隋代释道骞有《楚辞音》1卷，阙名氏《楚辞音》1卷。音读著述的繁多，反映了当时对《楚辞》讽诵吟咏的盛况。但这些著作今皆亡佚，只有敦煌石室曾发现道骞的《楚辞音》残卷。据《隋书·经籍志》称,道骞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从残卷考察，道骞音切多异，而用楚方音读韵脚以取得叶韵效果，尤其是它的特征。 关于屈原评价问题，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影响。他折中诸家，独标己见，明确指出屈原作品“奇文郁起”,“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在艺术上则达到了“惊彩绝艳，难与并能”的高度，有意纠正评论家“褒贬任声，抑扬过实”的弊病。但刘勰仍以是否合乎儒家“经义”为评价屈原作品的标准，也有一定局限性。 宋元明清时期 这是《楚辞》研究的空前兴盛时期，校勘、训诂、韵读、文论等方面著述繁多。尤其清代的校勘、训诂，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为此后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校勘方面,自刘向的校雠,王逸的正误之后，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出现过专著。宋代洪兴祖始撰《楚辞考异》一书。此书所参校的,上至“古本”、“唐本”,下至当时诸名家校本,尽行收录,考其异同，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洪兴祖所参校的,有苏轼至洪炎以下校本十四、五家。又有欧阳修、孙觉、姚廷辉诸家本。尤其可贵的是，现已佚失的南唐王勉《楚辞释文》，在洪兴祖《考异》中被引用70余条，其中异文最多，足资考证。《楚辞考异》一书原为单行，后人将它分窜于洪氏的《楚辞补注》中，单行本已失传。清末的刘师培,又于古本《楚辞》之外，参以诸书所引,撰《楚辞考异》17卷，为研究《楚辞》者所必读。 训诂方面，洪兴祖《楚辞补注》，是为了补王逸注的不足。实则既有补缺,也有纠误。明训诂，考名物,援引赅博，取证详审，颇为学术界所推重。至于清代戴震《屈原赋注》，则以精审谨严见称。又朱骏声《离骚赋补注》,亦颇精于训诂。但戴书以训诂明大义见长,朱书则重训诂并及语例,各有特点。至于清儒的零笺散札,也有很精当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馀编·楚辞》、俞樾的《俞楼杂纂·读楚辞》等，在训诂名物上发前人所未发。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此外，如马其昶的《屈赋微》，对前人注解，采撷极广，又能抒以己见，为清代研治《楚辞》的后劲。 屈原作品有文内之意,又有言外之旨。历代学者,在探索上曾下过不少工夫，但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王逸《楚辞章句》，除训诂名物外，微言大义，亦时有解说。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训诂名物补充较多，而微言大义方面，则发挥不足，所以朱熹撰《楚辞集注》，对屈原作品不仅释其词，而且发其微。在这方面，他确实提出了不少创见，但也有不少迂曲附会之处。明人通释大义之作颇多，却往往陷于空疏。即使一些较有价值的注本，亦不免此病。如黄文焕《楚辞听直》8卷,对屈赋作时作地多有考订，颇有创见。但此书所述义理，也多以己意为转移。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略于训诂而详于阐义，其成就与朱熹相近。 音韵方面，由前一时期以便于吟咏为目的的音读派，逐渐发展为这一时期科学的古韵学。本来道骞以楚方音求屈原作品的叶韵,其态度是可取的,但其末流竟泛滥无归，如朱熹注《楚辞》，随句改读，“一字数叶”。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出，始主张“发明古音，以见叶音之说谬也”（《屈宋古音义·凡例》）。清代古韵学大盛，其中以江有诰的《楚辞韵读》较精，他分屈宋韵部为21部，跟王念孙的《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的分部之说最相近。江氏的结论，颇为学术界所重视。 评论方面，向无专著，汉魏以来多以单编散简出现，所以这一时期的辑录之书渐多。首先是宋黄伯思的《翼骚》,上自《史记·屈原列传》,下至宋代陈说之《序》，录为1卷,其书已佚。明代归有光的《玉虚子》、《鹿溪子》各一卷，也以辑录诸家评语为特色。蒋之翘的《七十二家评楚辞》，搜罗更广。但其中明人多以评点时文的手法来评说,可取的较少。清刘熙载《艺概》卷三《赋概》述及楚辞,虽篇幅不多,而语能扼要，意多中肯，不失为文论方面的佳作。 史实考证,盛于清代,但对屈原生平的考证，多散见于专著之中。在这方面，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很有代表性。书中首先据《屈原列传》、《楚世家》，详考事迹经历；其次依屈原作品涉及的地点来探究放流涉足的远近，并对屈辞的写作时地有所论列。虽有附会之处，但翔实的居多。此外如邹汉勋的《屈子生卒年月日考》，陈□的《屈子生卒年月考》，颇为学术界所重视。 “五四”以后 “五四”以后，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楚辞》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历史上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除了继承清代朴学在考证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而外，更重要的收获，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屈原及其诗篇作出新的评价。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郭沫若《屈原研究》，闻一多《楚辞校补》、《楚辞新义》，游国恩《楚辞概论》、《楚辞论文集》以及他所主编的《楚辞注疏长编》（已出《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刘永济《屈赋通笺》、《笺屈余义》等。 总之,两千多年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楚辞》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仍有不少的遗留问题，有待进一步去作钻研。例如：由于年代久远所造成的文字语言上的障碍，还没有完全清除；当时流行于南楚的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真相还很模糊；作品写作的时、地问题，还有争论；某些篇章的真伪问题，认识还不统一，等等，而在楚辞的文学评价问题上，更需要作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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