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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赋微》返回目录 《楚辞》研究著作2卷,近代马其昶(1855～1930)撰。马其昶，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 卷首作者自序着重分析了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关系，认为“宗国者，人之祖气也”；屈原不忍离开楚国，终于一死以明志，乃是“返其气于太虚”；太虚不毁，则浩气长存，因此屈原虽死而精神是永存的，强调了历代对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赞叹。 《屈赋微》广引博采清人注屈专著及文集笔记中语，尤以引桐城前辈方苞、姚鼐、吴汝纶之说为多。凡清人说解之精□者,大抵荟萃。也有自立新说,如释《离骚》开头两句，说“同姓之臣，义无可去，死国之志，已定于此”。又如《惜诵》解题云：“《说文》：‘惜，痛也’，惜诵犹痛陈也。《诗》云：‘家父作诵，以究王□’”，对“惜诵”的含意作了新的解释。 现存刻本有光绪三十二年合肥李氏《集虚草堂丛书》本，及民国初年北京铅印单行本。 《周易》返回目录 古代占筮用书。简称《易》。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关于它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众说纷纭。旧说伏羲作八卦，“文王拘而演《周易》”(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对此西汉前无异议。东汉马融及唐孔颖达则指出，爻辞说的多是文王以后事,认为文王演卦辞,周公演爻辞，对前说作了修正。但今人据《周易》所反映的史实、所表现的思想以及语言特点、与他书的关系等分析，多认为是西周末年卜筮之官根据旧筮辞编撰而成。作为占筮之书，《周易》在形式结构上比较特殊。全书分《经》、《传》两部分。《经》以八卦两两相覆，得六十四卦。卦有六爻，爻分阴（－－）、阳（—）。《经》文以“九”表示阳爻，以“六”表示阴爻。六爻的顺序是从下往上数，如《恒》卦的“□”，其六爻依次是“初六、九二、九三、九四、六五、上六”。每卦包括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如《泰》卦:“□(卦画)。泰(标题)。小往大来,吉、亨(卦辞)。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九二……（爻辞）。”卦辞较简单，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爻辞是各卦内容的主要部分。每卦六爻，各爻一般依据内容的时间先后或逻辑层次安排。卦爻辞中又分筮辞与非筮辞两类。筮辞是占筮的内容和占筮结果的记录；非筮辞是作者的理论说明。非筮辞在全书中分量较少，但在表现作者的思想、主张方面则很重要。太极图选自《周易》图卷 周人占筮的范围很广，包括祭祀、战争、生产、商旅、婚姻、水旱等。所以《周易》收集的旧筮辞，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从中可以看到渔猎、畜牧、农、商等各部门生产的不断发展；还有“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革·上六》)的社会矛盾，尤其是贵族内部的斗争；频繁的战争；原始社会的婚姻遗俗；雷电、卫生之类科学知识，等等。其中还渗透了作者比较辩证的哲学思想，以及实行德治、反对钳制压迫的政治主张。 《周易》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编撰人将零散、简略的旧筮辞,经过选择、编排和加工,组织成有中心、有层次的卦爻辞，除了几个对立组卦要两卦合看和一些散杂之卦的事类不一外，大多数都一卦说一类事。如《睽》卦记叙了旅人途中的所见所遇，很象一篇惊险的旅人日记。《贲》卦写对偶婚，按次序叙述了男方氏族成员迁往女家的行前准备、途中情况和到女家后送上礼物等过程，条理十分清楚。在《井》卦中作者还运用了追叙手法，从旧邑主被迫迁走叙起，写邑主统治下这个邑所遭到的破坏和邑人生活的困苦，再写新邑主来后着手改善生活条件，直到最后邑中饮食完全改观，与过去形成鲜明对照。虽然由于受到占筮书形式的局限，插进了不少不甚连贯的贞兆辞，显得不十分紧凑，但这样的记叙，比之甲骨文那些简略的、甚至是片言只字的记事大大前进了一步，反映了中国文学从占卜语录向记叙文章的演进。 散韵结合，是《周易》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卦爻辞中的短歌韵语,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可说是用文字记下的中国早期歌谣。这些歌谣大都朴素、流畅，三言两语就勾画出一个鲜明的形象。如：“女承筐，无实；士□羊，无血”（《归妹·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大壮·上六》），前一首写青年男女牧羊剪毛的欢乐情景，后一首写公羊触到篱笆，进退不得的狼狈状态,都写得生动有致,情趣盎然。又如：“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上六》）,“屯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六四》），这三首短歌说的都是骑马抢亲事，可能是古代氏族社会劫夺婚的遗风，写得有声有色。诗中连用几个“如”字衬托，把抢亲者的赫赫威风，被抢者的惊慌悲泣，表现得活龙活现。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民歌的原始面貌：简短洗炼，多为二、三、四言,节拍鲜明,韵律和谐，与《诗经》中的一些风诗颇相类似。采用这样的短歌形式，显然是便于巫师和占筮人的记诵。 在写作手法上,《诗经》中的“赋、比、兴”,《周易》都已具备。“赋”如《睽》卦，直叙旅人途中的所见所遇:“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兴”如《渐·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比”如《履·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人，凶”，比喻干一些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是会闯祸的。用比喻来象征吉凶，可以有较大的灵活性，便于占筮者把问卦者的遭遇、身世、命运联系起来加以附会,并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推断,因此在《周易》中使用较多，这也是符合占筮书的实用功能的。此外，《周易》中运用了不少虚词、同义词、双声迭韵词,尤以迭字为多,表明在词汇的灵活运用上，它是取得了成就的。 解《易》之作最早是《易传》,共7种10篇：《彖》上下篇、《象》上下篇、《系辞》上下篇、《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统称“十翼”。旧说它们是孔子辅《易》之作,自宋欧阳修开始,就对此提出了怀疑。近代学者多认为它们非一人一时之作，杂出于战国、秦汉间人手。《彖》与《象》中的大传（解说卦辞部分），主要是宣扬儒家政治、伦理、修养等观点的。《象》中的小传（解说爻辞部分），强调爻位说，是为尊奉君位而作的。《系辞》与《文言》是前人解经遗说的辑录。《系辞》上下两篇,是《周易》的通论,以论述《周易》的义蕴与功用为主，是《易传》思想的主要代表作。它阐述宇宙事物间的矛盾与发展，如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观点,具有朴素的辩证因素，但也有一些唯心史观的论述。《系辞》的文字结构不甚谨严,常有文义相重复的地方。《文言》是《易传》中专门用以解说《乾》《坤》两卦的。解《乾》卦的卦辞与爻辞部分通称《乾文言》，解《坤》卦的卦辞与爻辞部分通称《坤文言》，内容只是借解说卦爻辞来提出一些观点,供统治者借鉴。后出的《说卦》收录了汉初经师的“卦象”、“卦德”说；《序卦》和《杂卦》是对卦义的两派解说。以上这些，都是早期对《周易》的解说。 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解释《周易》的著作不下千种。《四库全书总目》说自汉至宋，说《周易》者有所谓“两派六宗”:“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赣），入于□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经部·易》)其实,这许多“派”和“宗”,大都是“援《易》以为说”，合于《周易》真义的并不多。 北京图书馆藏王弼《周易注》宋刻本。旧注比较通行的有阮元校勘《周易注疏》本、李鼎祚《周易集解》本。新注有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李镜池《周易通义》、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等。] 《尚书》返回目录 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宋代刻本《尚书》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春秋》返回目录 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如史籍所载《夏殷春秋》、《百国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而《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礼记·坊记》也言及《鲁春秋》，似乎《春秋》又是鲁国史籍的专名。今传本《春秋》相传是孔子删削《鲁春秋》而成。孟子说过：“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汉代董仲舒、司马迁、桓宽等也认为孔子作《春秋》。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惑经篇》中举出12条理由来，对孔子作《春秋》说表示怀疑。宋代刻本《春秋传序》 《春秋》为中国较早的编年史。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文虽简约如大事记，而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公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校，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讹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惩恶而劝善。”晋代杜预由此而发挥，认为褒贬劝惩，自有义例。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但从全书来看，这种发挥牵强、□牾之处甚多。所以宋代郑樵说“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但历代对这种属辞比事、一字褒贬笔法的宣传和阐发，使得史学家、文学家在写作时重视用词造句。强调褒贬讽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春秋》语言上极为精练。前人多举下例：“（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飞，过宋都”为例。这里记陨石，“闻其□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公羊传》），又记□飞，先见数目有六，再看知是□，后来又看是退飞之状。除去附会义例之说,亦可见其记事简洁明了,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现在能见到的，有《春秋左氏传》，它以叙事为主，与《春秋》相互发明；《公羊传》、《谷梁传》以解经为主，侧重阐发微言大义。合称“春秋三传”。 现存旧注本以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为最早，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刻本30卷。新注本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返回目录 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六朝人书《左传》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宋代刘叔刚刻本《春秋左传注疏》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晋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公不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刚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之战（宣十二年）、齐晋□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兵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兵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国语》返回目录 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撰，现一般认为是先秦史家编纂各国史料而成。全书共21卷，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晋语》最多。全书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 《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 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有所发展和提高，具体表现为:①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②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又《晋语》记董叔将娶于范氏，似绝妙的讽刺小品。③所载朝聘、飨宴、辩诘、应对之辞。有些部分写得较精练、真切。由于原始史料的来源不同，《国语》本身的文风不很统一，诚如崔述所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洙泗考信录·余录》） 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其原序中提及东汉以来各家注本均已散佚），有天圣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国语补音》本,庠字公序,故称）。其后有清代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国语正义》及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 《论语》返回目录 孔子与弟子的语录结集。儒家经典之一。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所做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春秋后期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城)人。姓孔名丘字仲尼。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其行事。《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说法，大体可信。原始记录杂出于众手，最后编定当在战国初期，以曾参门人为主。《圣迹图》明人作 现在通行的《论语》20篇，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它虽非文学著作，但由于历来为士人诵习，对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论语》多三言两语为章，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如论为政，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论教育，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论为人，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当仁不让於师”（《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等等。比起《尚书》来，《论语》语言流畅通达，活泼生动，大量运用语气词、多叠句、排比、对偶，感情色彩颇浓。如孔子知冉求为季氏聚敛，就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表现出激愤深恶之情。又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说得雍容和雅，表现出孔子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子路听到孔子说为政“必也正名乎”之后，率而便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写出了子路的直率;孔子被围于匡,颜渊后到，“子曰：‘吾以女（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可见颜渊的敬顺老师。这些都表现了人物的个性。言语之外，《论语》中还有不少关于神情态度的描写，《乡党》中的孔子，《微子》中的隐者，都形象具体。“季氏将伐颛臾”章(《季氏》)、“子路等侍坐”章（《先进》）等，略具情节，可以视作魏晋轶事小说的滥觞。 《论语》在汉代有《鲁论》、《齐论》与《古论》等不同本子流传，后来统一于郑玄。现存旧注有魏何晏注、宋邢□疏《论语注疏》、宋朱熹《论语集注》及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今注本有杨伯峻《论语译注》。 《孙子》返回目录 孙武所著兵书。一名《孙子兵法》，共13篇。孙武，军事家，春秋时人，齐国田完的后代，生卒年代不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王阖闾对孙武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见活动时期与吴王阖闾同时。宋代以后，有人认为13篇是伪托，又有人怀疑孙武并无其人，或将《孙子》与《孙膑兵法》混为一谈。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同时有《孙子》与《孙膑兵法》，证明司马迁之说确凿可信。 《孙子》一书虽非文学作品，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值得注意。它大约与《论语》同时成书，而且按专题分篇论说，有中心，有层次，篇章比较完整。它的逻辑性强，语言简练，文风质朴。如《谋攻篇》：“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说得明白朴实而意义深刻。它大量运用排比句式，比喻手法也很熟练，如写军队的行动：“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军争篇》）；写用兵：“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九地篇》），都含义贴切，形象生动，音韵铿锵，颇有气势。所以刘勰称“孙武兵经，辞如珠玉”（《文心雕龙·程器》）。 《孙子》有曹操等11家注本和今人郭化若的《孙子今译》。 《老子》返回目录 先秦道家典籍，又名《道德经》。相传是老聃所著。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生活时代在春秋后期,与孔丘同时而略早,曾任周王室的柱下史，掌管王室图籍。孔子到周，曾向他问礼。老子见周衰，即离去，莫知其所终。一说老子即太史儋，又一说老子即老莱子。 关于《老子》这部书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战国时期,其中虽有一些老聃本人的思想,但它更多地表现了战国时期的特征。此书分上、下篇，共5000多字。后人称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合称《道德经》。近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则先《德经》而后《道经》。老子骑牛图 《老子》是一本道家的哲理书，但它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小。它主要阐述自然无为思想，其中包含了不少对立转化的朴素辩证观点。在形式上，此书是语录体韵文,语言精练,多排比对偶之句。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58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75章），修词凝练，音节铿锵，理虽玄远，文实多姿。其修辞比况，多为后世文士所取法。 古今注《老子》者多家，魏王弼《老子注》多言玄理，最为通行。清人魏源《老子本义》掘其义蕴。近人马叙伦《老子校诂》详于章句训诂。 《墨子》返回目录 墨翟及其后学的言论、著作集。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战国初鲁人,也有说是宋人或楚人。据说他最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觉得儒家的礼过于烦扰，厚葬浪费财物，使百姓贫困，而长时间的服丧也有伤身体，妨碍生计。所以撇弃儒学，并进而创立了墨家学说，与其弟子身体力行。 《墨子》为墨家经典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所记，共71篇，今存53篇（另 8篇仅存篇目）。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体现了墨子的基本主张。每篇又分上中下，内容一致而详略有异。可能是他的弟子记录的不同本子。其他篇目，除《经》上、下是墨子自作外，都成于弟子之手。毕沅、孙星衍则以为《亲士》、《修身》篇也是墨子自著。 《墨子》散文虽保留对话的形式，但基本上已是初具规模的论说文。作者还确立了“三表”作为立论说理的准则。所谓“三表”，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这表明作者已自觉运用逻辑理论进行论证。又常用设问、设难之法，使论述得以深入；还多用比喻，以求文意通晓。《公输》一篇，属于记事散文,记述了墨子阻止楚攻宋的事迹,情节首尾完整，曲折生动，写楚王骄横愚蠢，公输般狡黠，墨子正气凛然、大胆机智，性格颇为鲜明。 《墨子》文字虽比较质朴，但保存了不少古字，讹夺错乱又多，不便阅读。清代毕沅为之校注，其后孙诒让吸取各家研究成果，撰《墨子□诂》，是比较详备的注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