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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返回目录 孟轲及其门人所著散文集。儒家经典之一。孟轲（公元前372～前289），邹（今山东邹县）人，是孔子之孙孔□的再传弟子。战国时，各诸侯国互相攻伐兼并，孟子标榜唐虞三代之德。提倡“仁政”、“王道”，不能为世所用。他曾往见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又到魏，见梁惠王，惠王认为他的主张迂阔不合时宜。 《孟子》在后世被列为儒家经典。孟子把孔子侧重于道德修养的“仁”，发展为他的政治论“仁政”，主张行王道，制定民产，省刑薄赋，申孝悌之义。他又提出“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就是仁政。他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他常以救民于水火的姿态，奔走呼号。书中揭露了“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滕文公下》)的悲惨现实，发出对暴君的声讨：“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他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与捍卫者自居，故后世常“孔孟”并称，元文宗时封他为“亚圣”。 《孟子》发展了《论语》的语录体。《论语》中单人的语录占总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对话体不到三分之一；而《孟子》则基本上是对话体。对话比单人语录更能把论题阐发得具体深入。《论语·述而》：“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语焉不详，仅仅提出了论点。《孟子·告子下》则记录了曹交与孟子的一段对话，说明“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且不需要受业于师，“归而求之，有余师”。同一论题而后者说得透彻、具体。《万章》篇几乎全是辩难式的对话，先树靶子,有的放矢,中心明确。至若《滕文公上》的“许行”章，《公孙丑上》的“四十不动心”章，《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则已挥洒成洋洋大篇，与专题论文相差不远。 《孟子》文章向以雄辩著称。好辩、善辩为战国诸子所同。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说明时势使然。读孟子文，令人感到气势磅礴，感情激越，锐不可当。出于对当时执政者贪婪残暴行径的愤慨，对挣扎在苦难中人民的同情，对别家学说的敌视，对贯彻自己主张的强烈愿望，以及那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的救世责任感，使孟子的文章激切、刚厉、理直气壮。他又善于运用各种驱诱论敌就范的手法，使辩难对方往往堕入他所设的陷阱之中。加上文辞铺张扬厉，时露尖刻，喜用一连串的排偶句式，所以笔锋咄咄逼人。 孟子以“言近而指远”为“善言”（《尽心下》）。他的文章浅近如话,明白晓畅,而又寓意深远，真正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如“专心致志”、“与人为善”、“舍己为人”、“明察秋毫”等，都成了很有生命力的成语。赵岐《孟子章句·题辞解》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如将百姓盼望出现能使自己生活得到安定的君主，喻为“大旱之望云霓”；把行为与目的之背谬，比作“缘木求鱼”;把见小不见大,比作“能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都很形象准确。寓言也是孟子常用的手法之一。“揠苗助长”(《公孙丑上》)、“日攘其邻之鸡者”（《滕文公下》）、“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学弈”（《告子上》）、“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等，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它们既不似完全虚构，也非历史传说，大概是采自民间故事，具有通俗、诙谐的特点。 《孟子》一书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如贾谊、韩愈、苏洵等著名散文家，他们说理的痛切，感情的激烈,气势的奔放,词锋的锐利，都可看出吸取了《孟子》的长处。宋代刻本《孟子集疏》 《孟子》注本最早是东汉赵歧的《孟子章句》，以笺释文句为主,为后代注家所本。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大多阐发宋儒理学的观点，后代颇为流行。清焦循《孟子正义》，则以赵注为基础，集清代学者考订训释之大成，较为详备。新注有杨伯峻《孟子译注》，便于初学。 《庄子》返回目录 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庄周（约公元前 369～前286），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曾任漆园吏。楚威王闻其贤，聘以为相，不就，穷困终生。生平行事，略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为道家经典之一。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52篇。今存33篇,分内7篇、外15篇、杂11篇，为郭象注本。内篇的思想、结构、文风都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庄周自著。外、杂篇则兼有其后学之作，甚至羼入其他学派的个别篇章，思想观点与内篇多有出入。如在哲学上不仅仅有唯心主义的虚无之道，有时还赋予其某些物质性，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在政治上时而主张绝对的无为，时而主张在上者无为而在下者有为；在处世态度上，时而宣扬混世，时而赞成避世；在人生观上，时而提倡寡欲，时而鼓吹纵欲；在对待其他学派的态度上，时而坚持混合齐同，时而针锋相对。这些分歧，反映了战国中叶至秦汉间社会变革形势下道家学派的发展与分化，也反映了各种学派的相互渗透。但从全书总体说，唯心主义的本体论、相对主义的循环论、认识上的不可知论、无为的政治主张、虚无的人生哲学，构成了庄子学派的基本倾向。同时，书中也有不少辩证的因素，尤其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批判，不遗余力，十分深刻。 关于庄子思想的渊源,司马迁指出:“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书中对于儒墨等当时显学，多有诋訾，并表现了愤世嫉俗的精神。 《庄子》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作者要阐述的虽然是玄虚的天道，但由于其“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所以“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特别是大量地运用了寓言，把抽象迷蒙的天道描绘得似乎可感可知。其他子书也运用寓言，但多从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中引用；《庄子》“寓言十九”则多是作者所虚构。其他子书的寓言多为短小故事，插入议论之中，以资譬喻或论证；而《庄子》中的部分寓言，则扩展成篇，将作者的议论，寓于故事人物口中。如《盗跖》、《秋水》、《说剑》等，都是“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刘向《别录》)。这些类似短篇小说的寓言，虚构了人物与故事情节，有动作、有对话，还有肖像、表情的描绘，与《墨子》、《孟子》中基于实录的一些对话式语录大不相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自觉地运用虚构手段塑造形象的开端。在塑造形象时，作者擅长于体物入微的描写。如大鹏的怒飞（《逍遥游》）、巨鱼的奋□(《外物》)、鸿蒙的自得（《在宥》）、山狙的见巧（《徐无鬼》），都栩栩如生；厉风作而万窍怒□（《齐物论》），黄帝奏咸池之乐而声满天地（《天运》），都声情并茂；庖丁解牛（《养生主》）、伯乐治马(《马蹄》)、佝偻承蜩（《达生》）、庄子弹鹊（《山木》）、众史画图（《田子方》）、原宪居鲁（《让王》），更是形神俱现；至于藐姑射山上的神人（《逍遥游》）、隐机而坐的南郭子綦（《齐物论》）、能破季咸看相的壶子（《应帝王》）、临渊履危而射的伯昏无人（《田子方》）等，这些神乎其神的形象，也可以按照描写想见其情状。总之，太空、江海、飞禽、走兽、音乐、风云，以及人物的肖像、心理、言行的描画，无一不“指事类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维妙维肖，大大地开拓了艺术的境界。 《庄子》还以想象丰富，结构灵活见长。“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其书虽□玮而连□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天下》）。这是作者写作特色的自白。凭空虚设，海阔天空,放纵自由,宏伟壮丽，诙谐怪异。大鹏展翅万里，北海虚怀若谷（《秋水》），盗跖声色俱厉（《盗跖》），庄周化为蝴蝶（《齐物论》），凡此种种，都说明作者并不按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再现生活，而是用丰富的想象，离奇的夸张，以及大量的比喻与拟人手法去写意抒怀。在行文构思上，放得开，收得住，首尾不落套，转接无痕迹。文思跳跃,散而有结,开阖无端,令读者恍惚迷离,正如刘熙载所说：“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艺概·文概》） 富于抒情意味,也是《庄子》散文的一大特色。当作者在描述道家的理想人物或发表议论时，必定带着满腔热情。如称“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天下》）而对于昏君乱臣、虚伪君子、名利之徒，则表现得嫉恶如仇，常常给予辛辣的讽刺、无情的揭露。他敢说“窍钩者诛，窍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直叫“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殚残天下之圣法”(《□箧》)。把曹商求官视为舐痔(《列御寇》)，将惠施专揽相位比作嗜食腐鼠（《秋水》）。或爱或憎，或褒或贬，嘻笑怒骂，鞭辟入里。《庄子》行文千变万化，总离不开作者的自我表现。栎树、游鱼、蝴蝶、渔父、野马、海鳖等等，都具有庄周的性格，体现了庄周某种精神状态。所以尽管是论理文章，读来却觉得韵味无穷。其中《马蹄》、《□箧》诸篇简直可作抒情杂文视之。此外，词汇丰富，句式灵活，构思精巧，多用韵语，善作连类比喻等，也是同时代作者所不及的。所以鲁迅认为：“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庄子》在文学上的影响很大。自宋玉、贾谊、司马迁以来，历代大作家几乎无一不受到它的熏陶。在思想上，或取其愤世嫉俗、不与统治者为伍；或随其悲观消极，自解自嘲。对于《庄子》的艺术，或者赞叹，或者仿效，或者从中取材而化为己意。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从《庄子》那里吸取了许多营养。 《庄子》中《列御寇》、《山木》两篇，都明写庄周有弟子,但姓名不传。《管子》中《心术》、《白心》等篇，《韩非子》中《主道》、《扬权》等篇，尤其是《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许多篇章，都可见到庄子学派痕迹。似乎楚、秦一带，其学曾颇为流传。秦代专行法治，汉代独尊儒术，所以对《庄子》一书不甚称道。自三国时何晏、阮籍、嵇康出，此书才盛行。陈寿《三国志·魏书·曹植传》说到何晏好老、庄之言，《王粲传》说到阮籍以庄周为模则,嵇康好老、庄之说,“于是崔□、向秀、郭象、司马彪等接踵为之注，而风俗亦此移矣”(洪亮吉《晓初书斋初录》)。隋唐之际，尊庄周为“南华真人”,奉《庄子》为“南华真经”,注《庄》之风日盛。成玄英承郭注作《南华真经注疏》着重于文字训诂。以后宋代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明代有焦□《庄子翼》，清代有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都分别为各时期《庄子》注的代表作。 郭象《庄子注》为现存最早的注本，除部分篇章在敦煌唐抄本中有保存外，以《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为善。中华书局出版的郭庆藩《庄子集释》,经王孝鱼校勘,以影宋本为底本，吸收了唐抄本的优点，是目前较为完善的本子。 《荀子》返回目录 荀况的著作集。今存32篇。荀况，当时人尊称为荀卿。荀、孙音近，所以亦称孙卿。赵国人。他的生卒年，难于确考。他一生的主要活动，一般认为，在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到赵悼襄王七年（公元前238）的60年间，他曾游学齐国稷下，齐襄王时被奉为最有声望的学者,三次担任祭酒。其间又曾归赵聘秦,去齐适楚。楚相春申君黄歇曾两次任他为兰陵令。终老于兰陵。 《荀子》一书，既是先秦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重要的散文集。全书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专题散文，每篇都有题，作为各篇内容的概括。其中《大略》、《宥坐》等最后6篇，疑为门人弟子所记。 荀子认为言论、辩论十分重要。他说:“志好之,行安之”,还要“乐言之”,所以“君子必辩”(《非相》)。他的文章长于说理，尤长于辩驳。正面论述时，往往从一个问题上发端，演绎开去，分析、比较、综合，层出不穷，论据充实，颇具声势。有些论文,先提出论点,后加反复论证。如《天论》，首先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作为全篇的中心论点，然后把属于天的各种现象和属于人的各种行动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论述，从而引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论点。又如《性恶》，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为）也”立论，然后从正面、反面反复论证辩驳。这种集中论证的方式，是很具有说服力的。荀子进行辩驳的文章，更富特色。有的先列谬论，然后以“是不然”三字作为转折，加以驳斥,如《正论》各段都是如此。有的只强调正面理由,令人先行信服，然后点出反对者,达到不辩而胜的目的,如《乐论》对墨子的批评就是如此。他用充满感情的调子，一再说：“墨子非之，奈何！”“而墨子非之！”让人感到墨子“非乐”简直不可理解，也不值一驳。《非十二子》批评了十二个学者，手法是先举错误后点名；而《正论》对宋□、《富国》对墨翟，则是对其学说的中心，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解蔽》和《天论》，各有一段对战国诸子的评论。高度概括地指出其得失，成为学术史上很有价值的资料。 荀子的文章，不少地方运用对偶式的句法，以铺列论据作论证，已开骈俪先河。尤其是重点所在，往往连续使用排比手法，显得笔墨恣肆，气势雄浑。荀子散文中，特别善用比喻。比喻在诸子、《战国策》中，都占着重要位置，而荀子却用得更为集中灵活。如《劝学》千余字中，连续使用了六十多个比喻，比喻套比喻，比喻证比喻，大大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 《荀子》中,还有《成相》和《赋》篇,基本上都是韵文。《成相》是以“三三七、四四三”为节奏的六句四韵体。内容虽是总结历史的盛衰成败、经验教训，而形式上却开创了一种新文体，清代卢文□认为《成相》为弹词之祖。 至于荀卿所写之赋,《汉书·艺文志》说有10篇,现仅存《赋》5篇，末附《□诗》2首。篇中描述了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的性质情状，用的是四言韵语的问答体。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赋”命名的作品，但它与后来铺张扬厉的赋体有异，“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带有谜语的色彩。 此书比较重要的注本有唐代杨□《荀子注》、清代王先谦《荀子集解》，近人所作有梁启雄《荀子简释》。 《商君书》返回目录 商鞅及其后学的言论著作集。《汉书·艺文志》称《商君》29篇，《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书》之名，又称《商子》，现有26篇，其中第16篇存目无文，第21篇有录无文，实存24篇。旧题商鞅撰。据后人考证，多为商鞅之后的人，“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四库全书总目》）。 商鞅(？～公元前338),卫国人，曾辅助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在位）实行变法，取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李斯《谏逐客书》）的实效。他在思想上属前期法家。《商君书》即阐发了他这一派的学说，以推行法治、注重农战、极刑厚赏为中心主张，而以富国强兵为宗旨。语言风格冷峻廉悍、朴实无华，体现了法家不事文饰、务求明白实用的特点。商鞅铜方升铭文拓片 从论说文的角度看，《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象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商君书》有严万里校本，近人朱师辙撰有《商君书解诂定本》，王时润撰有《商君书集解》。 《晏子春秋》返回目录 记述春秋时齐国晏婴言行的散文作品。旧题晏婴撰，实为战国时人搜集有关他的言行及遗闻轶事编辑而成。晏婴（？～公元前500）,春秋时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景公时为相，以节俭力行，危言危行显名于诸侯。 今本《晏子春秋》共8篇，分215章，每章记述一事。其中以晏子即事劝谏景公治国利民、贤明为政的内容居多。晏子或犯颜直谏，析义明理,或婉言讽劝,发人自省，表现了一位国家重臣忠心耿耿地辅弼君主的思想。此类篇章大多以记言为主，而略于记事。书中较富于文学意味的，是记述有关晏子行事的一些传说故事。如《崔庆劫齐将军大夫盟》、《景公夜从晏子饮》、《晏子乞北郭骚米》、《晏子使楚》、《楚王欲辱晏子》、《晏子布衣栈车而朝》等，都具有生动的情节、鲜明的形象和个性化的语言,突出地表明晏子是一位临危不惧、忧国恤民、廉洁奉公、善于辞令的大臣。章末多有“君子曰”，或者标举“仲尼”“墨翟”的言论，以表明编者对晏子言行的评赞。语言质朴谨严，有不少警句格言。 旧本以明代乌程闵氏刻本为佳。近人吴则虞编著的《晏子春秋集释》较为详备。《晏子春秋》故事 选自汉代武梁祠石刻像 《吕氏春秋》返回目录 吕不韦招集门客所著之书。署名吕不韦。吕不韦(?～公元前235)，濮阳（今属河南）人。战国末，为秦相国，门下有宾客三千。他使宾客人人写下所闻，汇编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160篇（《有始览》已缺1篇），20余万言，号曰《吕氏春秋》又称《吕览》。其书出于众手，各纪所闻，所以《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杂家类，其内容乃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阴阳诸家言。 《吕氏春秋》全书体例一致。文章结构完整，组织较严密，语言也较生动，并常运用寓言故事说理，富有逻辑力量。有的整篇整节都由比喻组成，文字简短，取义贴切。如《荡兵》篇，说兵“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善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从而说明义兵便是天下的良药，不能弃而不用。又如《疑似》篇，举幽王击鼓和黎丘丈人遇鬼等故事来阐明“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今》篇举楚人不察水涨仍遵循旧标志和楚人刻舟求剑等故事来强调因时变法的重要。这些寓言故事，内容丰富含有深刻的哲理。形象鲜明，文学色彩浓郁。 今人许维□《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是比较完备的注本。 《战国策》返回目录 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成帝时，刘向进行整理，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次序，编订为33篇，并取名《战国策》。《史记·田儋列传》有记载说:“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汉书·蒯通传》亦有类似说法。近人罗根泽据此认为《战国策》始作于蒯通，刘向加以增补编次而成。而多数学者认为，此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大约是战国末或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和私人所遗留的史料编纂而成，内容庞杂零乱。刘向加以整理，才成为完整的著作。西汉帛书《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记述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从文学角度看，《战国策》文思开阔,寓意深刻,语言风格辩丽恣肆，铺张扬厉，后人称赞它“文辞□□乎上薄六经，下绝来世”（宋代李文叔《书战国策后》）。其主要艺术特色是：①叙事生动形象，有不少完整而富于戏剧性的故事。如《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从家庭说到朝政,从“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写到“虽欲言,无可进者”,阐明了纳谏除蔽的道理,遣词用语生动而又耐人寻味。又如《燕策·荆轲刺秦王》中“易水送别”一段，描写了“白衣素冠”的人物形象,并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歌声,渲染悲壮气氛,读来令人极受感动。还有《齐策·冯谖客孟尝君》、《赵策·鲁仲连义不帝秦》、《魏策·唐且不辱使命》等名篇，都受到历代读者的赞赏。②文笔多采,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作者用笔行文，当详则尽情挥洒，不吝笔墨；当简则一字不苟，惜墨如金。在许多篇章里，成功地描述了君王、后妃、谋臣、义士等不同类型的人物，把他们的性格特征、身份、处境，都刻画得入木三分。如《秦策》写苏秦先以“连横”说秦王，转而又以“合纵”说六国，生动地描写出一个善于机变、惯于夸说，一切言行以利为转移，朝秦暮楚的纵横家形象。又如《齐策》记述齐宣王和颜□针锋相对的谈话，表现了宣王的专权骄横和颜□的蔑视权贵。这些手法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写作很有影响。③说理论辩，言辞犀利、精辟。书中主要记谋臣策士们的说辞，他们为使听者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尽量把话讲得严密雄辩，无懈可击,并努力抓住对方最关心之点,一语破的。如《赵策》记述触龙的说辞，他顺着赵太后的心思，从谈家常入手，然后引古论今，层层深入地分析“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的危害，终于使太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劝告，让她的幼子长安君到齐国去当人质。④善用比喻、夸张、寓言等多样化修辞手段，增强散文的表达效果。如《楚策四》记庄辛说楚襄王,层层设喻,说明居安不思危之害。《楚策四》通过伯乐识骥的故事，说明有千里马在，尚待伯乐去发现。这类寓言和比喻，写得饶有风趣，常隐寓着深刻的道理，耐人寻味，很多后来成了有名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此外，《战国策》还多用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使文章具有抑扬顿挫、气势贯通的特色。 《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汉初的散文家贾谊、晁错和司马迁，都受到它的影响，《史记》的某些史料就直接取于《战国策》。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也都明显得力于《战国策》。另外汉赋“铺张扬厉”的风格，直接承自《战国策》；而赋中常见的主客对答、抑客申主的写法，《战国策》也已启其端了。 东汉高诱为《战国策》作注。至北宋，刘向整理的《战国策》与高诱的注本都已残佚，曾巩校定其书，作了订补。南宋初，姚宏在曾巩校补的基础上，刊印《战国策》，为续注本。同时，鲍彪取曾氏本而改定原次第，作新注。元吴师道在鲍本基础上，补正其谬漏，作《战国策校注》。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战国纵横家著作27篇，其中11篇的内容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文字也大体相同，另16篇则为佚文。原书未标书名，暂称帛书《战国策》或《战国纵横家书》，可据以订正今本书中的一些差误。 《穆天子传》返回目录 记述周穆王事迹而带有虚构成分的传记作品。又名《周王传》、《周王游行记》。作者不详。为晋咸宁五年(279)汲县民盗掘魏襄王墓所得竹书之一。共6卷。前5卷记周穆王驾八骏马西征之事；后1卷记穆王美人盛姬卒于途中而返葬事，别名《盛姬录》。后虽有人疑为伪书，但一般认为它是周穆王至魏襄王间的传闻记录。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楚辞·天问》也写道：“穆王巧□，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说明周穆王喜爱旅游、猎奇索宝，在先秦是盛传的。传中写他以天子的身份,巡行西北35000里，所经国家、民族，都友好亲善，互赠礼品，表现了民族间的团结、交往。 传以日月为序，详细地记述了穆王旅游的路线及各地所见、所遇、所得。所以自《隋书·经籍志》始，将它归入“起居注类”。但记述中能以人物为中心，有行为、对话，还插入赋诗酬答，散中带韵。与西王母相见欢饮及盛姬病逝哭葬两节,尤为感人。书中所写事,“恍惚无征”，“多夸言寡实”（《四库全书总目》），甚至有神话的成分。所以明代胡应麟称之为“小说滥觞”（《三坟补逸》），《四库全书总目》又将它列入“小说家类”。魏晋以后的志怪小说如《汉武故事》等，的确直接受到它的影响。传奇小说、戏剧、诗、画等，也有不少取材于这个神奇有趣的故事。 今存洪颐煊校本、《碧琳琅馆丛书》本、《四部丛刊》影印明代天一阁本等。 《礼记》返回目录 战国至秦汉间讲礼文章的选集。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所编。戴圣字次君，梁郡（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九江太守，与叔父戴德一起学礼于后苍，宣帝时为博士。 《礼记》多数篇章可能都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书·艺文志》）。孔子死后，门徒“七十子”散居各诸侯国，他们的学生又各传其师说，所传的讲礼的文章流传至汉已有一百数十篇，相当繁复，戴德选其85篇为《大戴礼记》（今残），戴圣又选49篇为《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选入文章在长期授受的过程中，不免有所增益，所以其中夹杂着秦汉时的言论。 它主要是对礼制、礼意的记载和论述。其中涉及秦汉以前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道德规范、文物制度等情况，反映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思想。这些都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材料。 从散文艺术方面看，《礼记》中的议论文，如《礼运》、《乐记》等篇的部分章节，雍容大雅，气势沛然，结构严整。记叙文如《玉藻》、《坊记》等篇的部分章节，文笔凝练，言简意赅。尤其是《檀弓》、《仲尼燕居》等篇中的叙事小品，写得生动形象、意味隽永，都是较优秀的作品。如《檀弓》中的“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曾子寝疾”等章，以简练的文字传达出不同的生活场面和人物心理，情景宛然，笔法多变。“孔子过泰山侧”章，形容苛政猛于虎，令人怵目惊心。“齐大饥”章只80余字,却把黔敖的倨傲、饿者不为所屈,写得活灵活现，其中还有服饰、神态、语气的描绘，接近于小说。“孔子蚤作”、“晋献文子成室”等章，还嵌以诗歌、偶语、排句，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和感情色彩。《檀弓》的不少篇幅糅合着想象的成分，而非信史，这一点前人已多有揭示。可见七十子的后学，对于师说也作了文学性的加工。 《礼记》至唐代列为“九经”之一，宋代列于“十三经”中,为士子必读之书,对后代思想、文学都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注本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今存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清朱彬有《礼记训纂》，孙希旦有《礼记集解》。 《列子》返回目录 托名列御寇所著的论集。御寇，亦作圄寇、圉寇。战国时郑人，《庄子》中有一些关于他的传说，有时尊称他为列子，他的学说近于庄周。唐天宝元年，诏号列子为“冲虚真人”，《列子》为《冲虚真经》，列为道教经典之一。 今本《列子》 8篇，已非《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原书，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可能是魏晋人的作品，有人认为它就是《列子注》的作者张湛所作。 《列子》中多记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如愚公移山、歧路亡羊、杞人忧天、纪昌学射等，形象鲜明，含义深刻，具有较高的文学意义和思想价值。有些故事虽取材于其他著作，但经过改写润色，比原作有了提高。如“狙公赋□”的故事，《庄子·齐物论》只有寥寥数句，而《列子·黄帝》篇已将它扩大成一篇结构完整的寓言。书中运用夸张手法刻画人物形象，也已达到一定的造诣。如《汤问》篇中描述韩娥的善于歌哭，写得有声有色，极尽夸张之能事。有的篇章已有从寓言演变为小说的迹象。如《汤问》篇中写扁鹊为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换心的传说。情节相当完整，故事离奇曲折。后来《聊斋志异》写陆判为朱尔旦换心，疑即以此为蓝本写成。 晋代张湛作《列子注》，今存宋刻宋元递修本《冲虚至德真经注》 8卷。今人杨伯峻《列子集释》是目前比较完备的注本。 |